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以其独树一帜，蔚为大观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两个领域都曾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1]。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当哲学系统地阐述了理性实现了的世界的观点时，哲学已达到了它的顶点，但批判的思维并不能终止，不过是表现出一个新的形式。理性的努力转变成了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因此，在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向生活世界转向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的关注人类现实生存状况的新哲学为其理论支点，以批判这一马克思哲学当中活的灵魂为武器，建构了一种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探讨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打破了学术间的分工，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运用于认识和提出当时的各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社会批判理论。主讲人陈煜茹从社会批判理论的生成背景与哲学基础、演进、核心批判内容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主讲人：陈煜茹

（一）溯源：生成背景与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实体，它围绕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展开，以霍克海默1931年就职演说为理论宣言，以《社会研究杂志》为主阵地，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

（1）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创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交汇的产物。一方面，危机四伏的社会历史语境是批判理论创构的外部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加剧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爆发了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但到1922年都相继失败，而资本主义世界却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新生的苏联正受到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举步维艰；共产国际开始着手总结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准备东山再起。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建构初期所面对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创立时期的社会历史语境。另一方面，相关的理论资源为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特别是《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为批判理论的创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持与滋养。

（2）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把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社会批判，不仅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时代状况的准确把握，而且，也体现了其对马克思哲学精髓的深刻洞察。正是在这种把握与洞察之中，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哲学的独特理解。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的重新理解。其一，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将马克思哲学非本体论化，转而突显实践的地位。其二，否定对传统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关注，转而探讨新的时代状况下的人类生存现状。将哲学从玄而又玄的思辨世界拉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其三，使马克思哲学从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无产阶级命运关注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推进到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个体人的生存困境普遍关注的社会批判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一个全新纬度。

第二，社会批判理论对传统哲学的颠覆。黑格尔哲学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标志，批判黑格尔意味着现代哲学是从批判理性开始的。理性是西方文明的灵魂，代表着西方思想启蒙的根本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自然不能绕过这个主题。在《启蒙辩证法》这一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哲学著作中，从反思整个西方文明史着手，以批判理性启蒙为中心，为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的异化状况提供了哲学理论及方法论上的支持。文中对启蒙的概念、文化工业和传统人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反对传统哲学理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第三，“非同一性”哲学对“同一性”哲学的颠覆。阿多诺曾提出了要建立一门既辩证又唯物的哲学，这种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解释现实，从而达到否定和废除现实的目的。《否定的辩证法》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理论命题，其实质就是通过对“理性中心”的传统哲学形态的批判，来建构一种合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新哲学形态。也可以说，《否定的辩证法》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异于传统哲学的全新哲学观纬度。

（二）演化：缘起-鼎盛-余续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与资本逻辑运演、西方文化传统及内部论争密切相关，资本逻辑的阶段性决定批判对象的转变，西方文化传统提供批判的概念工具，内部论争则推动理论范式的自我更新。

（1）缘起与型塑（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初）

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新起点。他摒弃实证主义研究风格，强调社会哲学的跨学科综合性，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学在沟通个体与社会中的作用。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哲学的社会功能》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基调，但其“唯物主义”概念已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范畴，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自由、幸福与文化观念。这一时期，批判理论初步展开对传统理论、权威与家庭关系、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反思，确立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策略与批判性方法论原则，“批判”成为学派凝聚的核心特征。

（2）发展与鼎盛（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末）

20世纪50年代后，批判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首次将批判对象从现存社会拓展至人类文化的内在逻辑，揭示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则将理论批判推向巅峰。这一时期，批判范围从法西斯主义扩展至整体资本主义与前苏联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批判深入到技术理性批判。1968年“五月风暴”中，批判理论通过学生运动产生广泛社会效应，标志其进入鼎盛期。学术成果上，学派构建了“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异化展开文化批判，形成《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等经典著作。此时的批判理论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精致的方法和更深刻的反思，成为社会批判的思想旗帜。

（3)衰落与余续（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1968年“五月风暴”的平息成为批判理论衰落的标志。第一代核心成员如阿多诺、霍克海默等退出学术舞台，哈贝马斯倡导“交往理性”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导致学派思想方法解体。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失：阿多诺研究在国外成为学术热点，其理论被新左派视为文化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学界，其批判理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大众文化批判的重要参照^[2]。从美学批判维度看，哈贝马斯将审美划入“批判的社会科学”，弱化了原有审美救赎的锋芒，但学派的艺术理论与社会批判理论仍保持着内在关联。

（三）核心批判维度：从工具理性到人性异化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之作，《启蒙辩证法》深刻揭示了启蒙运动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何为启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作了独到概括“从进步思想最广阔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这句话涵盖了启蒙辩证法的精髓：启蒙由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转到它的反面即带给人“巨大的不幸”。

具体地说，启蒙的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多个自反性悖论中：“‘启蒙精神’旨在反对神话、破除迷信，可自己却走向了迷信、神话，‘启蒙所摧毁的神话却已经成为启蒙自身的产物’；‘启蒙精神’旨在正确地认识世界，可实际上歪曲了世界；‘启蒙精神’旨在增强人对自然的能力，到头来却使人变得软弱无能；‘启蒙精神’旨在反对极权主义，可自己却变成了极权主义；‘启蒙精神’旨在进步，却导致了倒退。”^[3]社会批判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对造成人类当代生存困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批判，如工具理性、文化工业与主体异化的批判。

（1）工具理性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韦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划分，指出工具理性作为形式理性的极端形态，导致现代社会陷入“手段优先于目的”的启蒙辩证法悖论，具体表现为认知、社会、文化层面的全面异化。

认知层面。工具理性将可计算性、效率化奉为最高原则，把自然、他人及自我视为可利用的资源或可优化的系统。人际交往中，情感关系被简化为利益交换，个体价值被工具化衡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把思维和数学混淆起来，把数学化的程序变成思维的程序，理性或思维变成物或工具。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以定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

社会层面。一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以标准化流程将劳动者降格为生产工具，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均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自主个性被“功能性角色”取代，出现了劳动异化；二是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被市场化逻辑侵蚀，公平、正义等价值让位于利益计算，是公共领域的物化；三是理性为统治权力披上科学外衣，以效率、秩序名义剥夺公民参与和批判权利，使政治成为少数精英操控的工具。揭示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已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方式。

文化层面。工具理性则将文化产品转化为可批量生产的商品，通过标准化叙事、感官刺激和虚假需求，消解批判意识，使文化沦为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4]。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把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将世界仅仅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这种技术理性实质上就是工具理性的极端表现。

（2）文化工业的批判

什么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指按工业方式生产出来的非艺术制品，它们所关注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严肃的社会责任和人类的利益。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独创理论，它是科技理性理论的历史和逻辑延伸，即把对科技理性的批判考察引申到文化消费领域中来^[5]。具体来说，文化工业有以下三个特性。

一是，商品性。随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潮流席卷全世界，商品成为一种普照光投射到各个角落。文化产品自然地变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人们面前。阿多诺、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并不是艺术品，它们只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生产出来的。

二是，标准性。所谓标准性是指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所有产品表现为均一化、齐一化和模式化的特征。阿多诺、霍克海默认为，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单是本性的流露，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从而这种生产完全是标准化的。从表面上看，文化工业提供给人们的文化产品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但实际上，这些文化产品都具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

三是，可复制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强调，文化工业是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许多新的科技成果如电影、电视、无线电广播等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文化工业的上述特征，严重限制了人的思想和想象力。展示出存在于其中的人性的虚幻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对当代社会中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

3.主体异化的批判

从二战结束后到60年代这段时期内，是国际资本主义相对丰饶和调和的阶段。战后资本主义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纷纷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出现了新的革命阶段，并纷纷著书立说为资本主义辩护。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情况，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深感震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丰裕的同时，也给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一些问题。

第一，传统价值的失落。人们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上的逐利活动失去了“为了上帝的荣耀”的光圈，成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行为。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关系充斥于世，人与人的关系变为金钱交易关系，变为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第二，消费主义盛行。企业和媒体煽起人们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刺激着人们的消费心理，使人们追求高消费，养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即时享乐的消费。同时这种极度消费又造成了资源的枯竭浪费与环境污染。

第三，人的生存片面化。就像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发达的社会是技术控制的社会，生产的科学技术化提供了越来越多样的产品，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只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抑制了人的其它层级的需要，抑制了人的否定和批判的向度，平息了人的政治要求和人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追求；庸俗文化泛滥。文化制作程序化，运作商品化，形式快餐化，内容肤浅化。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面对人们当代生存的种种现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以异化概念为核心，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企图为物质丰富，精神衰微的人们找到一盏指路的明灯。

参考文献：

[1]陈乐.把哲学变为社会批判理论[D].吉林大学，2006.

[2]赵长伟.批判理论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兼评王凤才教授新著《承认·正义·伦理》[J].学习与探索，2017(12):19-26+187.

[3]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13.

[4]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04):26-34+142.

[5]曾一果.批判理论、文化工业与媒体发展——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今日批判理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01):26-4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