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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名家】迈克尔·波兰尼 | 齐格蒙特·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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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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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日晚6:30,“近朱者赤”学术团队系列学术活动——朱门硕博研究生第170期“三个一”读书交流活动在田家炳321教室顺利举行。2025级全体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含袁顶国老师、林克松老师、徐小容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参与此次学术活动。

本次读书交流活动由2025级博士研究生罗琰文主持,2025级硕士研究生周燕鑫与杨凤主讲。活动由讲解与分享、交流与研讨、总结与展望三个环节构成。

主持人:罗琰文


PART 01

讲解与分享

名家分享之一: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作为英籍犹太裔学者,兼具物理化学家与哲学家的双重身份,被誉为20世纪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界思想家。波兰尼凭借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与广泛的知识涉猎,成为现代社会中极为罕见的通才型学者,学界认为他在思想原创性与知识渊博程度方面,足以与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学术大家并驾齐驱。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在物理化学领域成就斐然,开创性提出纤维衍射分析理论,这一理论为后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他还总结出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活化能估算经验式,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生产中相关问题的解决与效率提升。

然而,在纳粹与苏联极权势力崛起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剧烈动荡,极权主义对人类自由与尊严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波兰尼毅然将研究重心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向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他以深刻的洞察力与批判精神,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有力抨击,试图从思想层面探寻应对极权主义的有效策略。主讲人周燕鑫指出,波兰尼的学术跨界并非偶然的、孤立的举动,而是呈现出一种具有内在逻辑性与连贯性的演进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自然科学研究起步,逐步深入到对知识本质与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最终延伸至对社会秩序的全面探究,因而可形象地称之为学术思想发展的“三级跳”。

主讲人:周燕鑫

一、第一重反思:知识本质解构与默会知识建构

波兰尼的首要学术贡献,在于对西方传统“认知理性主义”进行了范式转换。通过对“唯有可命题化、可实证化方具合理性”这一知识教条的深度解构,波兰尼打破了实证科学对知识解释权的垄断,实现了知识本质从客体表征向具身参与的本体论重塑。

(一)对传统知识观的批判

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至逻辑实证主义盛行,西方主流传统长期秉持一种观念:唯有可被明确表达且经验确认的知识,如数学公式、历史典故、学术论文等,才是真正的知识。这种认知局限导致了人们对“有形知识”的过度追求,甚至催生了试图通过收集多方面信息,以全知视角构建计划经济乌托邦的技术理性偏见。然而,基于深厚的物理化学实验经历,波兰尼敏锐觉察到,真实的科学发现过程充满了无法被文献记录的元素,例如,研究者的判断力、问题敏感度与直觉、手感等[1]。因此,在波兰尼看来,那些不可言说的默会经验往往才是实现认知突破的关键要素。传统知识观不仅无法解释这种真实的隐性认知逻辑,也无法涵盖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完整知识链条。

(二)言传知识与默会知识的二元划分

基于对传统知识观的批判,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对知识进行了重新分类。他将知识划分为两类:一是言传知识(显性知识),具有规范、系统、公共的特征,能够以公式、规律等形式被完整表述与传授;二是默会知识(缄默知识),与个体经验及情境紧密交织,因而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难以被归纳、验证,甚至无法通过常规方式传授。波兰尼指出,人类的驾驶、游泳、沟通技巧,乃至企业家做决策的直觉与科学天才的偶发灵感等,皆属于至关重要的默会知识[2]。对此,波兰尼以“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高度概括了默会知识的核心特征。同时,他进一步强调,不可编码的默会知识并非知识的残余,而是知识生成的源泉与所有明确知识的根基[3]。这一洞见促使人类对知识的认知实现了质的飞跃,为后续的具身认知、复杂科学及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第二重反思:计划经济批判与“单中心控制”困局

波兰尼将默会知识理论延伸至社会分析领域,聚焦于信息的传递与利用,深刻揭示了单中心控制体制的根本缺陷,为理解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一)分散与编码:“计划经济不可行”的逻辑偏误

20世纪30年代,苏联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备受全球推崇。在这一背景下,波兰尼在《社会、经济和哲学》一书中大胆断言“计划经济一秒钟都不可行”。他指出,计划经济的核心逻辑是集中决策与统一调配,但经济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信息恰恰是分散的、无法被编码和集中的默会知识。波兰尼犀利地揭露,苏联光鲜的统计数据实则充满了虚假与伪饰,其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一直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手段来为计划体制续命,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与饥荒。由此可见,无视默会知识的分散本性而妄图对其进行集中编码与控制,正是导致计划经济从根本上不可行的逻辑偏误所在。

(二)技术与边界:“单中心控制”的效能极限

更进一步,波兰尼指出,“单中心控制”不仅难以有效整合分散信息,还会在制度层面压制个体的主体性,从而削弱了默会知识的生成与积累机制。个体在缺乏自主决策空间的情境中,其经验性判断与创新能力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导致整体系统活力的衰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当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这一问题依然难以根本解决。原因在于,技术系统主要处理可编码的显性信息,而对直觉判断、情境感知等默会知识缺乏有效捕捉机制。因此,任何试图以技术手段替代分散决策的单中心模式,均难以突破其内在制度约束[4]。

三、第三重反思:文明演进规律与“多中心秩序”生成

在完成对知识与信息的反思后,波兰尼进一步深入探究文明的本质,阐明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从“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深刻演进,为理解现代文明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一)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秩序转型

在东西方传统社会中,权力结构多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其运行依赖权威对社会资源与行为的统一调控,由此形成“单中心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个体必须安守本分,沦为集体的工具,而默会知识也将受到严重压抑,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5]。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知识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特征,单一权威已难以有效统摄全部信息。在此背景下,社会运行逻辑逐步转向“多中心秩序”,即允许多个相对的行动主体在规则框架内进行互动与协调,从而实现信息的有效利用与资源的动态配置。

(二)“多中心秩序”与文明演进的内在契合

波兰尼认为,市场机制正是“多中心秩序”的典型体现。在这一体系中,个体基于局部信息进行决策,通过竞争、合作与交换实现复杂协调,进而在整体上形成自发秩序。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分散默会知识的持续激活与整合。从更广泛的制度视角来看,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原则、有限政府以及基层自治机制,均体现出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特征。后续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亦在不同层面印证了这一逻辑。由此可见,“多中心秩序”不仅是经济运行机制,更是现代文明形态的重要制度基础[6]。

四、理论的时代局限与“隐没先知”的思想回响

尽管波兰尼破解了人类知识拓展的密码,洞察了文明社会的底层逻辑,但由于语言、文化与政治等原因,他依然是一位被大众所忽视的“隐没先知”。

(一)默会知识理论的内在局限

如同任何开创性思想,波兰尼的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其一,概念可操作性欠缺。默会知识由于其自身特性,难以进行精确测量与实证检验,这使得在具体研究和应用中存在一定困难。其二,对明确知识的相对作用估计不足。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算法模型逐渐具备独立运作并自主生成知识的能力,而波兰尼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现象。其三,制度分析存在二元对立倾向。他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忽略了现实中混合体制的兼容性,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在复杂的现实社会面前显得过于片面。

(二)跨学科的深远理论回响

尽管如此,波兰尼思想在后续发展中不断获得跨学科回应与经验支持。在认知科学领域,镜像神经元与具身认知的发现为默会知识提供了生理学支撑;在企业管理领域,知识转化模型(SECI模型)将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转化变成了可操作的步骤,帮助组织推动创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当代社会面临治理复杂性上升与制度选择张力加剧的背景下,波兰尼关于知识分布与制度形态之间关系的洞见,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解释力与现实启示意义。他的思想不仅为理解现代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关键视角,也为教育领域反思知识传递与能力生成之间的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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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分享之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是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也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谱系中,他被视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继承者。在全球化与消费化时代,他不仅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更是流动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与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后现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激进解构路径不同,鲍曼并未滑向彻底的虚无主义立场,而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同时,始终坚守规范性价值立场与社会正义关怀。

在此基础上,鲍曼敏锐把握到现代性形态由“固态”向“液态”转型的历史趋势,指出当代社会已进入以流动性、不确定性与去结构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阶段。围绕这一判断,他以个体生存经验为分析中心,将宏观结构变迁与日常生活世界紧密勾连,系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制度失序、关系松动与意义危机等多重社会病症,进而建构起一套兼具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社会理论框架。主讲人杨凤遵循“宏观社会结构转型—中观社会机制运作—微观个体生存境遇”的递进式分析框架,对鲍曼关于流动现代性语境下个体生存困境的理论进行了层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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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杨凤

一、宏观层面:从稳固到流动的现代性断裂

鲍曼指出,现代社会并非沿着单一线性轨道演进,而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即由稳固的现代性向流动的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更标志着现代性内在运行逻辑由固化秩序向持续流变的根本性重构。

(一)稳固的现代性:追求秩序与“空间支配时间”

在稳固的现代性阶段,社会运行以工业生产体系与民族国家建制为核心支撑,个体被深度嵌入阶级、家庭、职业与共同体等制度性结构之中。这种嵌入赋予个体以相对稳定的社会身份与生活预期,同时,这种制度性规训也会对个体形成刚性约束。由此可知,稳固的现代性的核心在于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其主要路径是借助理性立法、科层治理与技术权威,构建一个高度可预测、可控制的社会环境。正如鲍曼所强调的,这一时期呈现出“空间支配时间”的特征,即个体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制度位置,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其人生轨迹与社会流动路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与封闭性。

(二)流动的现代性:资本全球化与“时间战胜空间”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扩展,社会进入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在此背景下,资本的跨国流动与劳动的结构性重组加速推进,资本与劳动之间逐渐发生“去耦合”,从而削弱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

在这一阶段,社会运行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短暂性与流变性。流动性不仅体现在资本、商品与信息的跨界流转,也体现在人口迁移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之中。与之相应,社会逻辑由“空间支配时间”转向“时间战胜空间”,即时性决策、速度优势与机会窗口逐渐取代地理位置,成为影响个体命运的关键变量[7]。然而,这种流动性并非单纯的解放性力量。鲍曼指出,流动现代性虽拓展了选择空间与可能性边界,但也同时带来了价值多元化与规范松动,从而显著加剧了个体与社会层面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

二、中观层面:形塑个体命运的四大运作机制

在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鲍曼提炼出四大相互关联的机制,它们共同构筑了当代社会的运作逻辑并深刻形塑了个体的命运。

(一)消费者社会的兴起与“新穷人”的诞生

鲍曼认为,当代社会已由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在生产者社会,劳动伦理构成社会整合的核心规范,个体通过生产性劳动获得价值认同;而在消费者社会,社会运转逻辑转变为“欲望—消费—新欲望”无尽循环。在这一逻辑中,消费不再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导向,而是服务于不断被建构与更新的主观欲望。由此,社会评价标准亦发生转变,个体的社会地位越发取决于其消费能力而非生产能力。这一转型直接催生了所谓的“新穷人”群体,即有缺陷的消费者 [8]。他们并非仅因缺乏劳动机会而被排斥,而是由于无法有效参与消费循环而被系统性边缘化。由此可知,这一界定较传统贫困概念更具结构性与文化性,揭示了消费社会中的排斥机制。

(二)全球化:本质无解的“戈尔迪之结”

鲍曼将全球化形象地比喻为“戈尔迪之结”(原指古希腊时期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乌斯在神庙中系下的一个复杂绳结),意在强调其内在矛盾的复杂性与难以化解性。这种结构性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其一,精英阶层享有自由流动的特权,而底层群体则被困于原地承受冲击,形成深刻的阶级对立;其二,风险的全球扩散与治理能力的国家边界之间形成错位,导致“全球问题—地方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其三,资本无限追逐利润的逻辑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存在根本冲突。综合而言,这些矛盾并非暂时性失衡,而具有结构性与持续性,其结果是不断放大社会不确定性,并强化个体的生存焦虑。

(三)个体化:身份由“承受者”到“责任者”的异化

“个体化”是贯穿鲍曼流动现代性分析的核心范畴。个体从传统社会关系与制度性角色中挣脱,获得形式上的自主性与选择权。然而,这种“解放”同时伴随着责任的转移——原本由社会结构承担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被转嫁至个体层面。因此,个体身份由单纯的“承受者”转变为独自承担后果的“责任者”。在去中心化与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社会纽带逐渐瓦解,货币逻辑与市场机制成为主要协调方式。由此产生的“处境个体化”,使个体在空间上接近、在意义上疏离,陌生化与分离成为日常经验的常态,这也深刻揭示了现代个体在流动时代的异化生存处境。

(四)技术主导与“无为主义”的反抗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规模空前,彻底重塑了生活方式。借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因”之划分,鲍曼指出,现代社会中“动力因”逐渐压倒“目的因”,即技术发展不再服务于预设的人类目标,而是反向塑造人类行动的方向与边界。在此背景下,个体虽在物质层面获得更高安全性,却在存在层面陷入更深的不确定与失控感。面对这种处境,年轻一代发现传统的驯服或反抗皆失效,转而选择一种躲藏起来、在心里流亡的“无为主义”(即“躺平”),以此作为应对现代社会压力的消极反抗。

三、微观层面:个体虚假自由下的四重生存困境

鲍曼敏锐地洞察到,个体在流动现代性中获得看似自由的选择权,实则被迫独自承担一切后果。在这虚假自由之下,潜藏着更深层的焦虑,鲍曼借用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主我”(自我评价)与“客我”(社会评价)的斗争来解释,指出当今普遍的焦虑正源于这种平衡的打破,导致个体感到失去了自我。具体而言,这种虚假自由的表象下,现代个体陷入了四重深刻的生存困境。

(一)身份困境:建构与解构的无尽循环

鲍曼指出,在稳固的传统社会中,个体的身份往往是被给予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终身有效的特征。然而,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身份已褪去既定事实的属性,转变为一项必须由个体独自承担的持续性工程。面对快速更迭的消费潮流与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与消费符号体系中反复进行自我建构。但这种试图将流体加以固化的努力注定艰难,任何建构而成的身份都无法持久,个体被迫陷入一种“建构—解构—再建构”的无限循环。这种身份认同的灵活性表面看似自由,实质上却将原本属于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任务,强行转嫁为个体的绝对责任。社会要求个体在资源不平等的条件下独自完成这一重任,不仅深刻割裂了人的社会连结,更在无形中加剧了竞争压力与存在焦虑。

(二)关系困境:短暂且实用的“纯粹关系”

在人际交往层面,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普遍陷入了一种极度矛盾的心理困境:他们既渴望获得深度的亲密关系以获取归属感,又恐惧长期的责任束缚;既追求稳定的情感承诺,又不愿放弃随时可以抽身的自由选择。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语境下,原本基于长久承诺与道德义务的伦理关系,被一种短暂的、功利性的“纯粹关系”取代。鲍曼强调,这种交往模式的核心逻辑建立在效用计算之上,即人际关系的缔结仅取决于他者当下的实用价值。只要对方失去实用价值,便可能被抛弃。由此,当亲密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那些曾以真心为纽带的联结,便沦为权衡利弊的算计场。

(三)信息困境:网络世界的回音室效应与信息茧房

互联网曾许诺消除孤独,但在流动现代性中,它却催生了新的疏离。鲍曼指出,网络交流不可避免地让人趋向同温层,创造出“听到的只是自己回声”的回声室效应。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随时变换身份,轻易屏蔽异见,只与同类交流,这种开放的网络技术反而造成了封闭排他的新信息茧房。更为严重的是,网络关系因缺乏亲密性与现实约束,不仅导致真相被个人的主观立场所凌驾,还可能借由匿名性助长仇恨言论与人性之恶,长此以往,将深刻削弱人的独立思考与对话能力。

(四)道德困境:工具理性对良知的剥夺与他者伦理学

鲍曼严格区分了外在的伦理规范与内在的道德自律,同时指出现代道德危机的根源在于理性化的伦理规范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剥夺。他以《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分析为例,指出纳粹不仅是对现代性的反叛,更是现代性工具理性与官僚制创新的极端体现,它压制价值理性,将追求完美秩序的目标转化为一场系统剥夺个人道德良知的种族灭绝工程[9]。借助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伦理学”,鲍曼重申:真正的道德责任不是源于社会规则的强制或互惠计算,而是源于与“他者”具体相遇时所产生的无条件、无边界、无上限的内在责任要求。基于此,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应以其对最弱势群体的对待方式为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同时也是现代个体不可回避的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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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交流与研讨

在交流研讨环节,周燕鑫、杨凤以波兰尼和鲍曼的核心学术思想为基础,紧扣职业技术教育的技能传承破解与流动时代下教育的价值定位,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各位同学各抒己见,充分展开探讨。

问题1:波兰尼认为,默会知识深植于个人实践与情境之中,难以充分言明与规模化传递。那么,职业技术教育应如何破解“技能难传、经验难授”的问题?

周冰倩认为,破解“技能难传、经验难授”的核心不在于将默会知识强行转化为标准操作手册,而是要尊重其传递的特殊性,重组教学形态。她提出应从三个方面破解这一难题:一是从讲授转向学徒式的在场学习,保留师徒共同在场的实践场域;二是将身体重新纳入教育的中心,重视身体操作与具体情境感知,避免过早文本化;三是通过叙事与反思搭建言说与默会之间的桥梁,让隐性经验得以表达与交流。

常赛西从中国特色学徒制切入,认为该模式高度契合波兰尼默会知识的传递逻辑。她指出,传统职教课堂割裂了知识与情境的关联,而中国特色学徒制通过顶层设计,将学习场景固定在真实工作岗位,为默会知识传递提供了天然场域。具体而言,可通过阶梯式岗位参与路径与双导师互补配置,在制度层面将零散的传承转化为体系化的技能传递路径。

杨雨倩结合教育心理学中的认知弹性理论展开分析,指出复杂知识需在多种情境中不断重组。她认为,单一的标准化训练无法触及技能核心,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情境化学习和多种表征。她提出,应借助学徒制等模式,让学习过程贴近真实实践,促使学生在多样化情景与互动中不断试错、反思和重构,从而实现默会知识的内化。

饶昌鹏指出,职业教育中默会知识的比重远大于普通教育,破解这一难题的前提是院校必须在观念上予以高度重视。他建议遵循“三教一评”路径推进系统改革:在“三教”层面,需优化“双师型”教师结构、保持教材的动态更新、并创设浸润式的教学场景;在“一评”层面,必须深化职教高考评价改革,打破重显性理论的导向,开发适配职业院校学生能力测评的考核方式,以此扭转教学实践的偏差。

张御龙借用英国哲学家克里斯托弗·温奇(Christopher Winch)关于知识与技能的划分理论,认为技能传授存在边界,需分类施教。他提出,针对命题性知识,可将默会知识外显化为系统性教学内容;针对程序性知识,可通过标准化训练与步骤拆解转化为习得路径;针对判断性知识,则需通过情境化学习、模拟场景与反思性实践等方法实现渐进性习得,从而系统破解技能传承难题。

罗琰文运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知识分类理论,强调职业技术能力是熟练动作、原理理解与职业伦理的综合体。她认为,必须重建职业技术教育的知识结构,将功用型、理解型与价值型知识全面纳入考量。在教学实践中,应以建构真实实践情境为基础,以重视共同实践的示范作用为核心,以对过程的反思提炼为桥梁,推动技能教学从单纯的“动作复制”走向“培育职业判断”。

问题2:鲍曼认为,现代社会让个体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却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与不确定。那么,教育究竟应该让学生学会“适应这个流动的世界”,还是帮他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

王宁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她指出,教育首先需培养学生的应变力与认知弹性,以应对快速更迭的流动社会;但同时,更应借鉴《中庸》中“修道之谓教”的理念,遵循学生心性特征,为其筑牢精神的锚点。通过赋予坚定的价值理念与道德底线,教育旨在让个体在流动中不迷失,实现适应时代与守住本心的辩证统一。

段小芳从多个理论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强调需在适应流动与寻找根基间寻求平衡。她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需培养终身学习与技能迁移的“硬实力”以获取时代生存权;同时结合需求层次理论提出,安身立命本质是对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教育必须超越工具化倾向,通过职业认同与人文素养的培育铸就“软实力”,以回应个体的主体性与精神需求。

贺方成聚焦于如何筑牢精神根基,提出运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来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他认为,应以共同体意识筑牢精神根基,引导个体摆脱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侵蚀;以共同体的连接培育责任与担当,打破液态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原子化困境;以共同体精神培育成长韧性与批判反思能力,从而在精神与能力双重层面上从容应对流动性社会的焦虑。

樊蒙蒙认为,教育应当追求外在融入能力与内在根据的同向同行。她指出,教育需实现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建构意义”的跨越,在工具理性之外提供价值理性支撑。同时,教育机构应发挥“临时绿洲”的作用,刻意为学生构建深度共同体体验,以此作为未来处理社会关系、抵御深刻孤独的心理模板。教育的双重使命在于:既赋予学生应对不确定性的“游牧者”技能,又通过人文底蕴构建为其提供对抗虚无的存在性根基。

PART 03

总结与展望

虽然波兰尼和鲍曼的思想指涉不同的学科领域与历史阶段,但他们都深刻回应了人类在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核心困境:如何在充满未知、流动与分散的复杂现实中,为个体的价值与社会的良性运转寻找真正的内在根基。波兰尼以默会知识理论揭示了人类认知的隐秘维度,在“单中心秩序”的僵化与“多中心秩序”的自发活力之间,勾勒出尊重个体隐性经验与自由探索的必要性;鲍曼则以流动现代性批判在虚假自由与深层焦虑之间敲响警钟,在消费主义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异化下,为现代人呼唤一种无条件、反规训的绝对道德责任。尽管二者从认识论与社会学的不同路径出发,但却共同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一个试图以高度理性、统一规划与精确计算来掌控一切的时代,我们如何在打破系统强制的同时保留个体的生机,又如何在资本与欲望的洪流中守住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这正是他们思想跨越时代、持续引发共鸣的深层原因,也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直面的终极追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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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M].许泽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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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郁振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8):5-10.

[6]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7]郑籽欣,李媛.解放叙事下的鲍曼流动现代性[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95-98.

[8]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9]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