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日晚6：00，“近朱者赤”学术团队系列学术活动——朱门硕博研究生第166期“三个一”读书交流活动在田家炳322教室顺利举行。2025级全体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含袁顶国老师、林克松老师、徐小容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参与此次学术活动。
本次读书交流活动由2025级硕士研究生周燕鑫主持，2025级硕士研究生杨凤主讲亨利·柏格森的《生命的意义》。活动由讲解与分享、交流与研讨、总结与展望三个环节构成。
Part 01 讲解与分享
亨利・柏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他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来解释生命现象，转而构建起以“绵延”和“生命冲动”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体系。在柏格森的系列著作中，他创造性地将哲学与生物学、心理学相融合，系统地阐释了“直觉高于理性”的认知观，主张唯有通过直觉才能把握绵延不绝的生命本质。他的思想不仅深刻塑造了20世纪的哲学进程，也广泛渗透到公众的生命观与价值观之中，更以独特的方式为心灵哲学的兴起铺就了道路。
《生命的意义》是亨利・柏格森的核心著作之一，聚焦生命存在这一根本命题。该书系统阐述了生命的哲学意义，批判了机械论与目的论将生命简化为因果链条的认知误区。柏格森在书中提出，生命的意义并非静态的理性分析对象，而是流动不息、充满创造性的时间体验。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可以通过自由意志与创造性活动突破僵化认知，进而实现生命的无限可能。该书以通俗的笔触拆解了复杂的哲学命题，既回应了现代人对生存意义的困惑，也为个体突破认知局限、追寻生命价值提供了哲学指引。主讲人杨凤从“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生命进化的动力机制”“生命绵延的社会指向”三个维度进行讲解，呈现了生命的多维图景与现代性意义。首先，她从生命本质的意涵出发，系统梳理传统生命观的理论局限，并深入阐释柏格森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及其结构维度。其次，她从动力学视角探讨生命进化的核心动力、多维模式以及人在进化中的特殊使命。最后，她将对生命的诠释从个体维度延伸至社会维度，诊断现代化进程中生命意义的消解与主体性的失落，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以“创造行动”重建个体自由、激活生命力并推动文明演进的可行路径。
一、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从传统困境到“绵延”范式的确立
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将哲学关注的重点由自然宇宙转向人的生存境况以来，生命意义问题便逐渐成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基本议题。对“生命是什么”的追问，引发了哲学界广泛而深远的思考。柏格森通过批判机械论与目的论等传统生命观的理论局限，展开对生命意义的阐释。他通过反思空间化思维的不足，提出以“绵延”为核心范畴、以直觉认识与创造性进化为基本路径的生命哲学框架，从而为重新理解生命本质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模型。
（一）传统生命观的理论限度
在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探讨中，机械论与目的论构成了两条最具影响力的解释路径。一是机械论，将生命视为机械的组合；二是目的论，认为生命朝着某个预定目标演进。尽管这两种观点在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其解释效力均存在明显的理论边界，因而难以完整把握生命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机械论的生命观以经典物理学为圭臬，认为生命的运行完全遵循物理规律，将包括生命体在内的整个世界还原为一架有序而精密的机器。这一观点带有明显的因果决定论和还原论的色彩[1]，它将生命现象分解为可独立观察与操控的“零件”，认为整体无非是各部分之和，生命活动可以像钟表机制一样被预测与控制。在进化论领域，机械论将生物演化过程简化为环境对随机变异的被动筛选，强调外部条件对生命形态的塑造，忽视了生命内在的主动性、整体性与不可还原的创造性。柏格森批判机械论就像电影放映机，误将一系列静态胶片（空间化的瞬间）的连续播放当成了真实的运动（生命之流），它完全否认了生命进程中内在的、不可预见的创造动力。他进一步指出，生命不是由外部零件拼凑的机器，其整体性、方向性和创新性无法从部分之和中推导出来[2]。
目的论的生命观则强调生命的进程是一种有目标的、朝向某种更高理想或完善形态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它并非随机或盲目的存在，而是内在地趋向于一个预定的、完满的目的或终极状态。这种观点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理性规划或设计，生命体的结构、功能乃至整个进化历程，都是为呈现其内在的“形式”或激发本质潜能而展开的[3]。然而，在柏格森看来，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空间化，因为目的论将未来的终点作为一个固定的点置于前方，整个进化过程被理解为向此点前进的路线，这实质上仍然是将时间空间化为一条预设的轨迹[3]。这种观点无法全面解释生命进化中真实存在的分叉、偶然、停滞甚至退化的现象或模式，它用一幅封闭的、完成式的蓝图，扼杀生命进程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
无论是机械论的应然，还是目的论的必然，都将流动的、不断生成的生命压缩在了一个静止的、可预测的框架之内。柏格森认为，二者虽在方法论取向与理论结论上存在差异，但共同依赖于一种以静态、固化结构来理解生命的基本预设，即试图以空间化的分析框架把握处于生成与流动中的生命过程。正因如此，它们在解释生命为何具有创造性、如何呈现持续的自我展开等根本问题时，均难以突破自身理论前提所造成的限制。
（二）生命本质的重新界定
毋庸置疑，空间化和时间化的认知方式共同构成了人类理解世界的认识论基础。然而，世界是连续性与异质性的统一，是永恒生成、不断变化的，因而任何一种试图将生命世界完全固定或预定的认知框架，都难免简化其鲜活复杂的本质。正是面对这一根本困境，柏格森提出了“绵延”这一概念——它并非对时间化认知的简单延续，而是对纯粹时间的本体论回归。
“绵延”并非物理学意义上均匀流逝、可由钟表量化的客观时间，而是一种纯粹的、质性的、内在于意识活动的主观时间。在柏格森看来，“绵延”是意识状态连续不断的生成与流变，其中每一个状态都渗透并承载着全部过去，同时朝向崭新的未来涌出。从此意义上说，“绵延”是世界的本质，是纯粹的变化和连续的流动，可以说它是时间本身，或者说，它就是生命本身[2]。在“绵延”之中，每个生命状态都彼此渗透、相互融合，现在包容着过去，并向未来不断地涌进。
“绵延”这一概念的诞生标志着生命存在论的根本变革：生命存在（Being）的本质即生命生成（Becoming）。换言之，生命不是一种静态的“实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变革性理解，彻底改变了传统哲学对生命进行空间化、静态化把握的认知惯性。柏格森用生动的比喻来阐明这一转变：生命如同一段旋律，其意义并非来自孤立音符的机械加总，而是涌现于音符之间不可分割的连续关系与整体的流动之中；生命也像滚雪球，在时间的坡度上滚动，每一刻都内在涵摄并创造性转化着过往的全部轨迹与动力[2]。这些比喻不仅描绘了“绵延”的特性，更在方法论层面彰显了从“实体分析”到“过程把握”的哲学转向——生命不再是被拆解的对象，而是须以直觉沉浸其中才可领会的、活生生的时间性整体。
作为理解生命本质的重要概念，“绵延”具有内在的核心规定性。其一，连续性。“绵延”中不存在真正的“瞬间”，生命中的每一个“现在”都包含着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倾向，从而形成有机的时间统一体。其二，异质性。“绵延”中的每一刻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这意味着生命不是机械的循环，而是持续的创新与创造性的生成。其三，直觉把握性。柏格森认为，直觉既是把握“绵延”的方式，也是生命理解自身的途径，唯有直觉能够在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一种非外在化的、亲历式的接触，使我们在自身生命流动的体验中“共振”于生命本身的节律。“绵延”的连续性、异质性与直觉把握性共同构成理解生命的基本框架，使我们得以超越机械化的时间观念，从生命自身的生成逻辑出发重新认识“生命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三）生命存在的结构维度
在柏格森看来，生命存在于两个相互关联但性质迥异的维度之中。其一为“绵延”维度，即作为内在意识流的时间性存在。“绵延”意味着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生成，是不断自我深化、自我丰富的内在运动。在此维度中，意识借由记忆、情感与创造性冲动维持其不可割裂的连续性。生命之所以能保持整体性，正是得益于它在“绵延”中以自我同一的方式持续生成。其二为物质维度，表现为生命在外部世界中的客观化形态。物质以空间化、可分割、可量化的方式存在，它将生命的连续生成固化为相对静止的形象，使生命得以在世界中呈现、行动并与他者建立联系。物质维度并非“绵延”的对立面，而是“绵延”在外部世界中必然采取的表现形式。生命必须通过物质化的形态与世界互动，同时又不断凭借内在的“绵延”超越已有的物质定型。
“绵延”与物质这两个结构维度并不存在价值上的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命完整存在的必要条件。“绵延”以其内在的连续性与创造性，赋予生命以历史的深度与未来的开放性；物质维度则以其外在的稳定性与可操作性，为生命提供了在时空中展开与表达的物理基础。二者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即没有“绵延”的驱动，物质形态将陷入僵化与重复；没有物质的承载与中介，“绵延”的创造力也将无从表现、无法作用于现实。
二、生命进化的动力机制：从内在冲动到人类使命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剖析了生命的本质结构，更动态地解释了生命世界何以呈现出如此恢弘而复杂的演化历程。他在对当时主流的机械论进化观和目的论进化观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生命冲动”为核心的生命进化构想，将生命进化重新诠释为一种内在创造性力量在物质世界中不断分叉、不断尝试、不断创造新形式的自由历程。
（一）生命进化的内在驱动力
柏格森指出，无论是将进化归因于偶然变异与自然选择的机械论解释，还是视其为按既定蓝图展开的目的论观点，都未能触及生命进化的本质现实——即真正意义上的“创造”[2]。这里的创造，意味着生命在演化历程中持续生成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包括新的器官、功能乃至生命类型本身。为了阐明这种创造性的根源，柏格森提出了“生命冲动”这一核心概念。
所谓生命冲动，并非某种超验的外在力量，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界的一种内在的、原初的生成趋势与创造努力。它是推动生命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同质走向异质的根本动力[5]。柏格森提出，生命冲动的运行模式犹如一颗蕴含巨大能量的炮弹在发射后炸裂，其碎片又作为新的炮弹继续爆炸，如此不断分叉、扩散[2]。作为进化的内驱力，生命冲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它是一种非机械的动力。机械动力仅能推动已有结构重复运作，无法说明生命全新形态的涌现。生命冲动则体现为生命“向前涌动”的生成性，使进化始终伴随着质的突破。第二，它具有朝向复杂化与自由化的内在倾向。生命的发展既表现为形态与功能的日益分化，也体现为自发性与自主性的逐渐增强，显示出生命冲动持续突破物质惰性与外在制约的态势。第三，它的实现路径并不单一，而是呈现出分化、转向甚至阻滞等多种可能性。
由此可见，生命冲动为柏格森解释生命进化提供了一个超越机械论与目的论的核心范畴：它揭示了生命作为生成过程的内在动力来源，解释了生命不断走向差异化、复杂化与创造性的根本原因，并为理解生命进化的开放性、多样性与不可预设性建立了哲学基础。
（二）生命进化的多维展开模式
在柏格森看来，生命进化并非沿着一条线性路径稳步推进，而是生命冲动在充满惰性、阻力与偶然性的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多向度、多层次的创造性实践。生命在进化过程中不断遭遇物质性质的限制、环境条件的约束以及内在能量分布的差异，从而使生命冲动在不同方向上产生偏折、分化与重新组合。由此，进化不仅产生了适应良好的成功路径，也孕育了通向停滞与退化的侧枝，甚至形成了某些在特定条件下无法继续推进的“死路”。
柏格森着重分析了生命进化中几个主要的、具有根本差异的模式，代表着生命冲动应对“生存”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战略性解决方案。
其一，植物路线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生命能量的储存，其进化策略是放弃主动移动，转而固定于土地并通过叶绿素的光合作用直接捕捉和储存太阳能。因此，生命冲动被导向对空间的静态占领和对能量的高效转化。这一进化模式解决了能量的根本来源问题，但其生命表达的自由度相对较低。
其二，节肢动物路线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生命本能的巅峰状态与样态的固化，将生命冲动的能量导向了发展极其精妙、复杂且高效的本能。这些本能仿佛是天生的、完美的行动程序，能够完成筑巢、狩猎、社会分工等高度复杂的任务。然而，这种完美的代价是行为的相对固化与缺乏灵活性。由于本能是直接契合特定环境的工具，因此，一旦环境发生剧变，其适应性便显不足。这一进化模式展现了生命在特定行为上所能达到的惊人效率。
其三，脊椎动物路线模式。这一模式强调灵活的神经与行动的解放，其核心策略是发展出日益集中的神经系统和复杂的感觉系统。与依赖先天本能完成特定行为的模式不同，脊椎动物路线将生命冲动的能量投向构建可塑性的神经机构：通过头部集中、感觉通路的丰富以及感觉信息与运动输出之间更紧密的联结，个体得以在更广泛且不可预测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实时感知、信息加工与灵活反应。因此，脊椎动物路线体现的是一种权衡性的进化解决方案：通过增强内部信息处理与行为自主性，提供对未来未知情境的更大适应弹性，从而成为生命进化多维模式中应对不确定性的一条重要路径。
柏格森强调，这些进化模式之间并非高级与低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是并行的、等价的。每一种模式都是生命冲动在宇宙物质条件下的一次伟大探险，都解决了生存的核心问题，并展现了生命可能性的独特维度。植物的固守、节肢动物的本能、脊椎动物的灵活，各自在其领域中达到了某种“完美”。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非目的论的进化观，从根本上挑战了将人类视为进化“顶峰”或“目的”的传统观念[5]，为生物多样性赋予了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意义：每一种生命形态，都是生命冲动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创造尝试和表达。
（三）生命进化的人类使命
在生命进化的宏大叙事中，人类代表着一个特殊而关键的转折点。这一特殊性并不在于人类位于进化阶梯的顶端，而在于生命冲动在此实现了认知结构的根本转变：理智的显著发展与直觉的深层保留，共同构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张力却又彼此协同的认知新形态。
本能是动物界主导的生存智慧，表现为直接、高效、模式固化的行动程序。人类的进步之处则在于突破本能，发展出更强大的理智能力。理智的本质是制造和使用“抽象工具”的能力，它使人能够分析环境、规划未来、发明器物、建构复杂的社会与知识体系，从而获得了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在柏格森看来，理智天生擅长处理空间中的固体与静态关系，倾向于将连续流动的生命“绵延”切割，并将其转化为可分析、可计算、可操控的对象[6]。当理智脱离其服务生命的本源目的而自我膨胀、支配一切时，就会导致人类与自身内在的生命之流相疏离，陷入一种空间化的生存状态——这正是现代性困境中意义感失落与自由感匮乏的重要哲学根源。因此，人类进化的关键课题在于唤醒并整合另一种与理智互补的、被理性文化长期边缘化的本源能力——直觉。直觉并非反理性，而是一种能够引导我们重新沉入内在意识、直接体验生命“绵延”之流动性与创造性的认知方式。
人类的独特尊严与使命，在于成为理智与直觉的协调者与综合者。理想的生存状态应是二者的创造性结合：直觉为生命提供方向、意义与创造的灵感；理智则为这种直觉的领悟提供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表达与传播的精巧工具和可行道路[6]。因此，真正的自由与创造，诞生于直觉的涌现与理智的交汇处。这意味着人类的进化超越了纯粹的生物学适应范畴，跃入了文化、精神与伦理的创造领域。这样一来，生命冲动通过理智与直觉的辩证协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自觉，其任务不仅是生存，更是以创造性的行动去理解、丰富并超越自身与世界的既有存在。
三、生命“绵延”的社会指向：从现代性危机到文明创造
柏格森将关于“绵延”与“生命冲动”的洞见进一步引入社会与伦理领域，借此剖析现代文明的深层危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封闭结构及其背后的工具理性统治，使生命的创造性被压抑，个体在既定规范中逐渐失去对生命意义的感受力。为走出这一困境，柏格森提出，个体与共同体必须共同迈向以创造与爱为核心的“开放性”，在不断生成的新关系与新可能中重建生命的活力。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失落
柏格森认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天然指向一种封闭结构，这并非特定历史阶段的偶然现象，而是源自人类作为生物存在所内含的本能需求。早期群体依托血缘亲属关系形成族群认同，并以习惯法则维系秩序，通过仪式传统强化集体凝聚力，建立起了一种静态且带有强制性的道德体系。在这一体系的促逼下，社会自我保存的诉求被置于核心位置，群体规范优先于个人价值。与此同时，封闭的社会结构还生发出一种“静态的宗教”，它通过神话叙事、仪式程序与禁忌体系帮助个体缓解对死亡与未知的恐惧，并为既有秩序赋予神圣合法性，从而确保群体结构的延续与稳定[7]。在结构封闭的社会中，社会边界被不断固化，种族、地域、信仰等标记区分出“我们”与“他者”，内向性与排他性由此成为其基本面貌。在此背景下，生命冲动所蕴含的创造性与开放性被天然地压抑，生命本应具有的流动性与生成力被极大程度地限制。
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封闭形态虽然被部分打破，但柏格森敏锐地洞察到，一种新的、更为精巧和彻底的“封闭”形式——工具理性的系统性统治已然成形。如果说传统封闭社会是用可见的城墙与习俗的枷锁将人束缚，那么现代性则是用无形的、理性的“铁笼”将鲜活的生命“绵延”禁锢起来。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不论是科层化的行政管理、标准化的工业生产，还是计量化的教育评估和高度规划的城市生活均服务于效率、可控性与可预测性。在这种秩序中，个体被塑造为适应系统需要的“角色”，其内在的连续性、情感体验与创造潜能，往往被系统的功能性要求所遮蔽甚至压抑。
基于前述，人类迈向现代性的历程，亦是生命逐渐失落的旅程。我们虽然以理性与效率构筑起精密的社会机器，但却悬置了生命的厚度与真实体验；我们征服了物质与空间，却日渐疏离于自身存在的生成与流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失落并非单向度的，而是多重的、结构性的消散。
首先，生命的失落体现在“绵延”的碎片化。柏格森所揭示的作为生命本质的“绵延”——连续、异质、不可分割的内在时间之流，被现代生活节奏系统地蚕食。生活体验沦为一系列断点式的任务、截止日期和绩效指标的叠加，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叙事连贯性与意义深度。其次，生命的失落体现在直觉与创造力的压抑。工具理性主导人类的分析、计算与规划，与把握生命存在所必需的直觉能力相悖。当社会各个领域都推崇可量化的结果而非不可量化的过程，看重标准答案而非独特洞察时，个体内在的创造性冲动、艺术感知力、基于整体领悟的直觉判断便被边缘化。最后，生命的失落体现在“自我”的分裂与物化。柏格森曾深刻区分“表层自我”与“深层自我”，旨在揭示人在现代社会中被遮蔽的真实存在状态。在现代理性铁笼中，人们为了适应社会角色与功能要求，不得不发展出一个高度社会化、功能化的“表层自我”。“表层自我”擅长计算、妥协、遵循规则，与代表真实欲望、情感流变和创造潜能的“深层自我”（即意识“绵延”本身）日益疏离。被“表层自我”支配的生命不再是自主展开的创造历程，而是异化为一种有待优化、管理和投资的人力资本。
（二）生命意义的伦理复归
面对“封闭社会”及“理性铁笼”对生命“绵延”的压抑，柏格森提出“开放社会”的理想，为生命意义的复归指明了一条实践道路。这一道路的核心在于推动社会形态与个体存在方式从“封闭”向“开放”的根本性转向，从而构建一个允许、激励并最终依赖于生命内在创造性生成与涌现的社会伦理生态。
首先，生命的复归需要重建社会价值的根基，即从基于生物本能与群体压力的“静态道德”转向源于情感创造性飞跃的“动态道德”。柏格森指出，基督、佛陀等先哲所体现的爱与情感是一种突破血缘、民族界限的普遍之爱与创造性情感。这种爱与情感不是被动的义务，而是主动的抱负，是一种将他人乃至万物生命视为与自身生命“绵延”息息相关的召唤[7]。现代社会生命的复归需要以这种爱为道德基石，激励每个个体不断超越狭隘的“表层自我”，趋向与“深层自我”及更广大生命之流的融合，从而为社会注入尊重独特性、鼓励创造的精神气质。
其次，生命的复归需要变革关于直觉的认知与存在方式，即在社会文化中确立直觉的合法地位，在个体生活中培养并贯彻直觉的体验与实践。于社会而言，开放社会必须打破工具理性的垄断，在教育、文化、社会评价中为直觉、艺术、沉思与整体性认知创造空间。于个体而言，需主动培养自身的内省与共情的能力，通过艺术体验、深度交往、与自然交融等实践，打破空间化思维的习惯，重新接触并信任自身意识的内在“绵延”，从而实现从“被动适应者”向“主动创造者”的存在论转变。
最后，生命的复归体现为“创造行动”的常态化。在开放社会的理想情境中，社会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和激发每个个体的创造性表达。柏格森认为，真正的自由并非选择，而是创造行动——一种发自深层自我、在“绵延”中自然流露的、将直觉领悟通过理智转化为现实的行为[8]。因此，构建开放社会就是构建一个将“创造”而非“顺从”视为最高价值的共同体。在这里，无论是科学发现、艺术创作、技术革新，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实践、关系构建，只要其源于真实的生命冲动并能丰富共同体的生命体验，都被视为推动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积极力量。
（三）以创造行动推动文明再生
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文明创造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生命冲动”，其实现形式则体现为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并非在既定选项中进行理性抉择，而是整个深层自我在“绵延”中的一次性、创造性的喷发和表达[6]，它强调个体应摆脱表层自我与外在框架的制约，依循内在的、动态的时间性而行动。因此，文明创造的进程，本质上是生命冲动通过自由得以持续实现的过程。
这一过程依托两个相互支撑的机制而实现：个体层面的“创造行动”与社会层面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创造行动是生命冲动在个体层面的直接表达，也是推动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表现为直觉与理智在“绵延”中的协同。具言之，直觉指向新的可能性与意义方向，理智则负责将其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方案。无论是艺术、科学还是社会领域的真正创新，皆意味着对既有结构的突破与新范式的建立。每一次创造都是个体生命冲动的实现，既成就个体的自由，也为文明注入开放性，成为连接个体自由与文明进步的桥梁。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则为创造自由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保障。柏格森指出，民主是“最远离自然状态、唯一超越了封闭社会”的政治形式[7]，关键在于保障思想自由、批判权利与多元表达，从而为多样化的创造行动提供制度性包容。民主社会允许不同的生命冲动得以展现，并在公共对话中碰撞融合，避免陷入单一、封闭的僵化状态。同时，民主制度本身也需持续被创造精神所激活，防止其蜕变为新的封闭体系。综上所述，个体借创造行动实现自由，社会借民主制度保障并推广自由，二者共同构成以生命冲动推进文明创造的完整动力学。
Part 02 交流与研讨
在交流研讨环节，杨凤同学基于本书的核心内容，紧扣当下前沿热点与教育现实，提出三个关键问题。各位同学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围绕直觉与整体认知培养、学习连贯性意义建构、多元自主成长通道展开深度探讨。
问题1：当前教育常偏重理性分析与标准化训练，这是否导致学生直觉感知与想象力的弱化？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直觉体验，培养学生的整体认知能力？
张御龙指出，职业教育过度倚重模块化课程与标准化流程，将技术知识拆分为孤立概念，导致学生缺失与真实材料及情境的互动，造成其身体化直觉被剥夺，因而难以体验技术活动的整体生命力。他认为，在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改革中，可以利用VR技术创设高仿真情境，引导学生沉浸于高度还原的生产与生活场景中，从而弥补传统教学中情境缺失的短板。同时，可借助反思性写作、经验叙事与师徒式指导，鼓励学生表达感受、凝练经验，从而激活其洞察力与创造力。
王宁强调，我国的基础教育虽在课标层面强调真实情境与直观感知，但在课堂教学层面仍广泛存在机械式认知模式，知识被切分为孤立知识点并配套标准答题模板，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抑制了学生的直觉与想象。她认为应建立“感知—体验—探索”的教学逻辑：其一，以整体感知为起点，先让学习者通过具体体验把握对象的整体属性，再逐步提炼抽象的规律；其二，构建真实情境，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主客交融、直观感悟；其三，预留开放式探索空间，允许多元解法与多元表达，减少标准答案束缚。
周燕鑫认为，以机械训练替代生命直觉的教育，割裂了知识与生命的体验，压抑了“生命冲动”。她结合柏格森生命哲学，提出几点实践路径：其一，重构教学目标，突破知识本位框架，将“直觉驱动的理性创新”纳入目标体系；其二，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以真实项目为载体，强化感官体验与试错探索，同时借助思维导图等工具联结直觉与理性思维；其三，转变教师角色，鼓励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向直觉引导者，使教师以支持性角色助力学生在体验与试错中实现认知的整体成长。
饶昌鹏认为，标准化评价体系下，答案的唯一性、解题步骤的固定化，让学生习惯按流程解题，而非主动探索未知，长此以往导致学生“不敢想、不会悟”，直觉思维逐渐钝化。他认为课堂转型可从三重路径切入：其一，教学设计实行先直觉后验证的模式，以生活化问题激活直觉，再以测量或实验求证；其二，通过多元体验促进整体认知，借助情境朗读、角色扮演等策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或直觉表达；其三，评价改革将“独特猜想”、“创意思路”纳入考核，允许不完美直觉存在，削弱标准答案霸权。
问题2：随着在线学习、数据化测评等技术广泛应用，教育过程是否被分割为可测量、可管理的孤立模块？我们应如何利用技术来增强而非削弱学生对学习连贯性、意义感的体验？
罗琰文认为，在线学习平台若仅将知识切割为微小单元，则会放大碎片化效应，其根源在于“知识告知”模式忽视了学生已有经验。她从知识整合教学理论出发，指出提升学生学习连贯性、增强学生意义感体验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第一，引出先念，以开放问答捕捉直觉；第二，添加新证，借助VR/AR等现代信息技术呈现肉眼不可见的真实情境；第三，比较辨判，以数据或在线实验促使学生在新旧观念间择善而从；第四，整合复盘，引导学生系统回顾最初的直觉想法，并通过思维导图等可视化工具呈现思维的演变过程。在设计层面须遵循“科学触手可及、思维可视化、同伴互学、促进学习自主”四个原则，使技术成为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桥梁，从而把离散任务转化为连贯的意义建构历程，维系学习的整体性与生命感。
段小芳强调，在线学习与数据测评将教育内容模块化、可量化的做法，其本身并无绝对优劣，用好现代信息技术的关键在于以价值理性制衡工具理性。为此，可通过三重路径来增强连贯性与意义感：其一，构建跨学科知识网络，以可视化工具揭示知识内在逻辑，还原整体图景，破解思维定式；其二，借助成长档案袋等叙事化手段追踪学生学习轨迹，使学生体悟生命成长的连续性；其三，创设虚拟仿真实践场域，将抽象概念嵌入真实情境，促成主体与世界的动态互动。
亢泓人指出，当前教育教学的“最优路径”规划剥夺了学生的自主试错机会，竞争环境下的“失败恐惧”使学生的选择趋于保守，技术工具的使用加剧了学习的碎片化与意义感缺失。她认为可从三方面进行优化：一是改革评价体系，借数据化工具构建“成长档案”，将学业成绩与综合素质、实践创新等多元维度纳入测评；二是打破学科壁垒，通过技术搭建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框架，让学生自主整合知识、解决复杂问题；三是推动观念转变，借助技术呈现个体成长轨迹，以技术的开放性支撑生命的创造性进化，重构学习的连贯性与意义感。
问题3：在紧密的课程安排、升学压力和既定成才路径的影响下，学生是否真正拥有自主探索、试错并做出重要选择的机会？教育系统应如何提供更多元、开放的成长通道？
杨雨倩认为，现行教育体系以紧凑课表和升学绩效为导向，将学生的成长过程压缩为一条可预测的线性轨道，外部驱动逐渐取代了生命内在的自我生成动力，进而削弱了学生的创造性与个体差异。为此，她指出教育亟需重建一个多元且开放的生态结构：其一，通过弹性学制与跨学科项目拓展学生的发展路径，使个体“绵延”的差异得以充分展开；其二，以探索型任务与过程性评价替代单一的结果导向，降低学生在创造过程中的风险感，使其能够更自由地试错与生成；其三，赋予学生对“未来时间”的参与权，通过生涯规划与具身体验活动支持其自主设计人生轨迹，强化主体性；其四，构建社区型学习共同体，依托社区资源与校外平台，使学生在真实公共交往中形成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
贺方成强调，安排紧密的课表使教育沦为工业流水线，催生同质化“单向度的人”。破解之道在于以多元评价、灵活课程与资源均衡瓦解刚性轨道：其一，深化综合素质评价与增值评价，推进多元化招生模式，兼顾人才选拔的公平与特色；其二，扩大校本课程自主权，以校本性课程保障学生的差异化成长；其三，优化资源配置，用政策倾斜与数字化手段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强化教师创新培训。
樊蒙蒙提出，高考“一考定终身”与45分钟标准化课时将生命“绵延”切分为空间化节点，抑制了学生的直觉与冲动。教育系统需完成从“预制人才”到培养“不可预见创造者”的范式转换：第一，打破机械时间表，增设弹性项目化深度研习模块，允许学生按自身节奏沉浸式学习；第二，建立“学分银行”与成果互认机制，降低路径转换成本，并以探索性实践课程替代步骤化实习；第三，发展综合高中与应用技术大学互通的多元轨道，建立学生成长成才“立交桥”
常赛西指出，当下教育体系的核心症结在于课程结构固化、升学竞争强化以及成才路径单一。在此背景下，教育实践以标准化知识灌输与单一化评价体系替代了学习者的“主动建构”，从而压缩了学生自主探索与试错的空间，偏离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本质。基于此，她主张应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学生多元开放成长的通道，使学生在自主探索中绘制兼具教育目标、环境特质与家庭烙印的“完整肖像”，以主动建构实现知识与意义的自主生成，真正获得自主选择与试错的权利。
周冰倩认为，当前学生的学习模式较为单一，课程与实操被标准化安排，自主探索与试错空间被压缩，背离了柏格森“生命是自主流动、创造”的主张。她认为，二者的核心矛盾是教育“标准化培养”与“生命自主性”的失衡，而教育本质应是培养具备独立能力的实用人才，需在标准化与自主性间寻得平衡，回归“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自我价值”的学习本质。因此，需通过开设弹性课程模块、实践探索衔接、提供职业体验与分流机会等方法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
Part 03 总结与展望
柏格森在《生命的意义》中以“绵延”“生命冲动”“直觉”为核心范畴，建构了一个旨在突破传统生命观的生命哲学体系。他通过对机械论与目的论的双重反思，指出生命的本质并非静止不变的结构，而是不断生成、持续开创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命冲动作为内在驱动力不断突破物质界的阻力，推动进化向多样化方向展开，使生命世界呈现出丰富的创造性与开放性。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重塑了生命的形而上学基础，更对现代社会的生命境遇提供了深刻诊断与回应。在工具理性扩张、功利逻辑主导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往往陷入对可量化成果的单向度追求，忽视了生命创造性的独特价值。他的生命哲学时刻提醒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目标的累积，而在于“绵延”之中的自我开显与意义生成；个体存在的意义也并非由社会规范或制度性期待所预设，而在于借助直觉的洞见与深度的体验回归自身，开启与生命冲动相契合的自由表达。
因此，柏格森关于生命本质、进化机制与意义生成的洞见，不仅为我们理解生命提供了新的哲学视角，也为当代人在意义危机与精神困境中的自我重建提供了思想资源。他的生命哲学凸显了现代文明转型所需的创造性动力，展示了哲学在重新建构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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