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3日晚6：30，“近朱者赤”学术团队系列学术活动——朱门硕博研究生第163期“三个一”读书交流活动在田家炳322教室顺利举行。2025级全体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含袁顶国老师、林克松老师、徐小容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参与此次学术活动。

本次读书交流活动由2025级硕士研究生段小芳主持，2025级硕士研究生常赛西主讲凯瑟琳·西伦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活动由讲解与分享、交流与研讨、总结与展望三个环节构成。

Part 01 讲解与分享

作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曾于2017—2018年度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福特政治学讲席教授，其研究深耕制度变迁理论、劳动力市场政策与数字平台政治权力分析三大领域，代表作《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平等式资本主义的胜出》等在学界具有深远影响。

凯瑟琳・西伦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打破了传统制度研究 “非断即裂”的二元认知困境，以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四国技能培训制度为核心实证载体，构建了“关键节点—路径依赖—渐进变革”的系统性分析框架。该书不仅精准揭示了制度多样性的生成机理与渐进变迁的内在运作机制，还通过三次理论超越完善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为理解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制度韧性、适应性变革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意义的学术工具。

主讲人常赛西以“理论工具建构—横纵比较深描—历史制度超越”为核心分析脉络，系统阐释了该书的理论体系。她指出，深入理解该书的首要前提在于精准把握三大核心分析工具——关键节点、路径依赖与渐进性制度变迁。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筑起解释制度生成、存续、变革的完整因果分析框架，有效突破了传统理论将制度变迁简化为“稳定不变—外部冲击颠覆”的二元对立认知。在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她通过西伦构建的横向跨国比较与纵向历时性分析的双重维度，结合四国技能培训制度的比较研究与德国“双元制”的个案深挖，既揭示了制度多样性的生成根源，又剖析了制度演化的内在机理，形成了立体的研究框架。最后，她进一步阐释了西伦关于技能形成、制度匹配与制度演化等核心议题的独到见解，通过深度挖掘制度演化的底层逻辑，揭示了对传统历史制度主义在市场逻辑认知、路径依赖阐释与断续均衡模型构建等维度的“三次理论超越”，丰富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谱系。

一、 核心理论工具：解锁制度演化“黑箱”的三把钥匙

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关键节点”的决定性影响和“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传统“断续均衡”模型认为制度一旦创立便会通过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进行“锁定”，唯有剧烈外部冲击才能引发根本性改变。西伦认为这种“断续均衡”模型过于简化制度的形成过程，忽视了制度在稳定时期内部持续进行的、由行动者驱动的微观政治过程^[1]。为此她重新阐释并整合三大核心分析工具，将制度从静态的决定论概念转化为动态的分析透镜，为解锁制度演化“黑箱”提供了系统性工具。

（一） 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制度路径的“历史起点”

关键节点是制度演化的逻辑起点，它通常被视为一个短暂的、充满高度“偶然性”的时期，在此期间，重大的政治决策将社会推向特定的发展轨道，进而决定后续时期的制度格局。由关键节点确立的“政治场域”，其内部力量格局和博弈规则将深刻影响制度在未来的演化轨迹。

从本质来看，关键节点具有两大核心特征。其一，不确定性与选择性。关键节点出现之前，制度发展存在多种潜在路径，没有任何路径具有必然的关联，而关键节点通过政治力量博弈与社会选择，将制度锁定于特定路径。其二，不可逆性与奠基性。一旦在关键节点上确立了制度路径，后续变革便难以脱离这一基础框架，其核心原则与运行逻辑将成为制度演化的“隐性基因”。

在西伦的理论体系中，关键节点的核心意义在于开启路径依赖过程——制度在某个关键节点确定形态后，后续变革都将持续受到这个起点影响，成为制度演化的“历史锚点”，并塑造后续路径依赖的收益结构与权力格局。

（二）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制度发展的“惯性定律”

若关键节点是制度的起点，路径依赖则构成制度发展的“惯性”。制度一旦形成，围绕它建立起来的行为规则和利益格局会不断自我强化，使得改变的成本越来越高。哪怕出现更优的替代方案，原有制度依然可能停留在次优状态。与传统经济学中“制度会自动走向最优”的想象不同，这种解释把目光转向历史累积的沉没成本和转换成本，并由此说明制度为何具有如此顽强的延续性。

路径依赖的形成源于三大核心效应：沉没成本效应、学习效应、网络效应。就沉没成本效应而言，制度建立初期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形成专用性资产，这类资产难以转移或替代，成为维持现有制度的沉没成本；从学习效应维度来看，参与者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不断积累经验、形成惯例，逐渐适应并依赖现有制度的运行逻辑，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在网络效应层面来说，制度的有效性往往依赖于相关群体的普遍参与，参与人数增加会不断提升制度的价值，形成“使用的人越多，越难以替代”的网络效应。

在技能培训领域，德国双元制的路径依赖机制表现尤为显著：个人层面，学徒通过该体系获得国家认证的资格证书，在就业市场上享有高认可度与职业安全感；企业层面，参与双元制的企业可获得稳定的技术工人供给，并与工会、政府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社会层面，双元制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深度嵌合，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相互强化的利益机制，使得试图颠覆性改革双元制的努力面临巨大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西伦对路径依赖理论的运用并非机械决定论。她强调路径依赖不等于“历史决定一切”。制度虽然具有惯性，但行动者的策略互动可以在路径内部进行“微调”，甚至通过渐进机制实现功能转换，这一观点为其后续提出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实现第三次理论超越奠定了基础。

（三）渐进性制度变迁（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制度演化的“隐性变革”

通过实证研究，西伦发现制度在稳定期同样会发生变革，由此提出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彻底打破了“制度变革必须依赖外部冲击”的传统认知。这一理论表明，制度在表面稳定的时期，仍可能通过缓慢、细微、持续的内部调整实现根本性转型。也就是说，制度变迁不再被视为对既有结构的外部冲击，而是可以在既定框架内通过渐进调整不断积累而成的过程。为解释这一过程，西伦在书中界定了两种关键的渐进性变迁机制——层叠机制与转换机制，它们共同构成稳定期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

1. 层叠机制：新旧制度的“并行共生”

新制度因素的持续引入将逐步重塑制度的功能，而旧制度因素的保留则维系其结构稳定性，避免因急剧转型而引发社会震荡。由此，制度在保持稳态的同时获得了更新动力，实现变革与稳定的动态平衡。

2. 转换机制：制度功能的“隐性重塑”

转换机制指制度的外在形式、组织结构保持不变，但核心功能、服务对象或价值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变革呈现“外壳未变、内核质变”的特征，通过对制度内核的重构实现适应性优化，既保留制度运行的表面连续性，又推动其功能的深度升级。

综上，层叠机制通过保留旧有结构避免制度断裂，转换机制通过重塑内核实现功能更新，两者共同解释了制度如何在“变”与“不变”之间保持动态均衡。由此可知，制度的韧性并非来自僵化的稳定，而是体现在这种顺应环境、渐进调适的能力之中。

图1 渐进性制度变迁机制

二、 制度多样性的双重溯源：跨国比较与历时深描

制度多样性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同国家为何会形成差异显著的制度模式？西伦通过横向跨国比较与纵向历时性分析的双重维度，以四国技能培训制度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制度多样性的深层起源：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政治力量博弈塑造了制度的初始形态，而历史脉络中的路径依赖与渐进变革则进一步巩固了制度的差异特征。

（一） 横向跨国比较维度：两种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制度分野

西伦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协调性市场经济（德国、日本）与自由市场经济（美国、英国）两大类型，这两类经济体的制度差异源于其不同的运行逻辑与制度内核。

在协调性市场经济中，制度化协作网络构成经济运作的核心机制。企业、工会、政府等非市场主体通过深度互嵌与长期利益耦合，消解市场自发调节固有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的可持续稳定运行、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与利益格局均衡的经济体制形态^[2]。

相较而言，自由市场经济以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逻辑，依托价格信号与竞争规则实现要素高效流动与利益合理分配。同时，非市场主体协作制度化程度低、互动关联性弱，以个体竞争、短期效率最大化为行为导向，最终凸显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特征。

1. 德国与日本：协调性市场经济中的协作逻辑

德国双元制与日本企业内培训构成技能培训制度的两大经典范式，在同属协调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二者在制度结构与运作逻辑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态，其分野源于历史演进、社会文化与产业诉求的深层耦合逻辑。

德国双元制作为协同型范式的核心载体，发轫于19世纪末工业化进程中的技能供需矛盾，由企业、工会与政府的三方利益博弈催生。1969年《职业培训法》的颁布标志着其法治化定型，该制度以“企业实践实训+职业学校理论传授”为二元核心架构^[3]，明确了企业、学校、政府、工会的四方权责配置，凭借“可信承诺机制”实现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兼顾专用技能培育与通用能力发展，形成多方协同共赢的制度生态。

而日本企业内培训则属于封闭型范式的典型形态，成型于明治维新工业化转型时期，深受集体主义与终身雇佣制的影响^[4]。依托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企业主导专用性技能培训，员工通过长期服务获得稳定回报，形成“企业—员工利益共同体”。相较于德国，日本模式的组织弹性更强，但技能专用性高，使跨企业流动成本显著上升。

二者作为协调性市场经济下技能制度的两大典型范式，虽因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路径形态，但在协作逻辑与核心目标上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都使其成为对比分析“协作型技能制度多样性起源”的理想样本。首先，它们均以非市场主体的制度化协作作为核心支撑来破解技能培训中的“可信承诺困境”。其次，以长期利益绑定为制度存续基础，不管是德国依托三方协作的法律规范，还是日本依赖终身雇佣制的契约保障，本质上都是通过稳定的利益预期激励企业培训投入与员工技能积累。最后，两种模式都旨在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无论是双元制的“通用+专用技能平衡”，还是企业内培训的“专用技能深耕”，都与本国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形成深度适配，最终实现技能供需协同的动态匹配。

2. 美国与英国：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市场逻辑

反观英、美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技能培训制度均以市场化导向为核心要义，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与激励结构中运行，呈现出以企业自主决策和个体自我投资为特征的灵活型技能培育范式。

美国在19世纪末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以税收优惠实施间接赋能，企业聚焦短期在岗培训与实用技能培育，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市场化培训格局。该制度虽具备敏捷响应技术变革的市场适配性，但同时存在培训体系碎片化、资源配置失衡等结构性短板。这些短板既固化了技能鸿沟，也使培训呈现明显的短期化倾向。在此逻辑下，劳动者的中长期职业发展空间被压缩，技能人才供给进一步陷入结构性短缺。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曾依托行会主导、师徒契约维系的传统学徒制构建起封闭稳定的培训体系。然而随着工业化纵深推进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行会治理功能衰退、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传统学徒制存续根基崩塌，最终陷入与美国同质的技能人才供给结构性短缺困境，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瓶颈。

据此，两国制度困境的根源实则具有同质性：劳动力市场的高度流动性使企业担忧培训投入面临“人才流失”的机会成本，且缺乏开展系统性长期培训的动力；工会议价能力薄弱，既无法约束劳动力无序流动，也难以保障劳动者的稳定培训权益；政府秉持有限干预原则，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培训标准与制度化保障体系。多重因素交织下，英、美两国均形成以市场化短期培训为核心、聚焦实用性与短期收益的制度形态，呈现碎片化、功利化的典型特征。

本质而言，早期工业化阶段的政治力量博弈与战略互动构成制度演化的“关键节点”。英美两国的路径选择，本质是企业、工会、政府等利益主体权力均衡与诉求的集中体现。这种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内核的同质化选择与差异化演化，既揭示了该体制下技能培训制度的结构性短板，也与德、日的技能制度形成对照，共同印证了资本主义世界技能形成制度多样性的政治建构逻辑。

表1 协调性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对比

3. 制度多样性根源：两种市场经济的核心逻辑差异

协调性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非市场主体之间的制度化协作与深度互嵌，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主要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二者共同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治理的两种典型逻辑。

协调性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企业、工会、政府之间形成的深度协作，市场竞争相对温和，更注重长期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这种生产体制为技能培训制度提供了“协作型”的形成环境，使其呈现“制度化程度高、多方协作紧密、技能通用性与专用性平衡”的特征。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是市场化程度高、多方协作力量薄弱，聚焦短期个体竞争效率，技能培训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而非制度性安排，具备市场化、碎片化和实用化等特征。

总的而言，两类经济体在核心治理逻辑、市场主体关系、利益协调机制、技能培训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本质差异，直接导致了技能培训制度的结构性分野：协作型、制度化的培训体系对应协调性市场经济；而市场化、碎片化的培训模式则对应自由市场经济。由此可见，经济治理逻辑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培训制度的组织形态与功能取向。

（二） 纵向历时性维度：德国双元制的生命史

基于对德、英、美、日四国的比较研究，西伦得出：多元政治力量博弈构成理解技能培训制度形成与演进的关键维度。该结论揭示了制度的建构性本质并非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多元政治力量通过互动博弈、利益妥协形成的均衡结果。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格局、战略选择与互动逻辑，直接决定了制度的具体形态与演进轨迹。

四国比较的“共时性分析”旨在呈现技能培训制度的多元形态，那么德国个案研究的”历时性探究“将进一步揭示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聚焦制度的动态演化轨迹。西伦脱离了跨国横向比较的分析框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德国职业培训体系，通过系统梳理其自法西斯统治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发展脉络，将德国职业培训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均呈现出独特的制度特征，深刻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政治力量博弈与渐进性变革机制^[5]。

1. 从工匠经济到学徒制：技能制度基因的形成

德国技能培训制度的历史起点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工匠经济时期。在此时期，德国手工业发达，行会作为核心组织主导技能的传承与培训，通过制定严格的学徒制度，规范技能培训的流程、标准与权益分配。

这一时期的学徒制具有三大特征：第一，封闭性。行会对学徒的准入、培训内容、考核标准拥有绝对控制权，外人难以进入特定行业，保障了行业技能的垄断性与传承性。第二，实用性。培训内容完全围绕手工业生产需求，注重实践操作技能，学徒毕业后能够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第三，伦理化。师徒关系不仅是技能传承关系，还包含伦理道德的培养，师傅对学徒的品德、行为具有教育责任，形成了稳定的师徒信任关系。

2. 从行业实践到国家制度：双元制的制度化

19世纪末，工业化进程催生大规模技术工人需求，企业逐步成为技能培训的核心参与主体，政府通过颁布《手工业条例》初步构建学徒制规范框架，形成“政府引导、行业主导”的早期制度格局。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伙伴主义”协作理念逐步渗透，企业、工会与政府的协同互动机制初现，双元制的制度雏形正式萌芽。在法西斯统治阶段，制度脱离良性发展轨道，沦为政权服务的工具性载体，其多元协作内核遭到扭曲。二战后重建期，企业、工会与政府的协同关系得以修复，1969年《职业培训法》的颁布成为制度发展的里程碑，不仅正式确立了双元制的法律地位，更明确了企业、学校、政府、工会的四方治理权责，标志着该制度从“行业自发实践”向“国家制度化安排”的关键性升级。

3. 从经济奇迹到全球化压力：制度的韧性考验

20世纪70年代后，德国双元制在全球化、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呈现出产业结构升级、利益格局重构和制度韧性凸显的新格局。一是通过层叠式调试与技能供给升级，同步引入VR、项目制教学等现代实训手段，以“传统根基+新兴适配”的双重逻辑，实现培训内容与方式的精准迭代。二是全球化竞争加剧导致利益主体角色倒置，企业因成本压力、技能更新提速而降低培训意愿。为此德国通过“转换机制”重构治理网络，政府加大财政补贴降低企业培训成本，工会与企业协商优化培训待遇与内容标准，职业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共建实训基地，形成“政府赋能—劳资协同—校企联动”的新型协作格局。三是制度韧性优势得以凸显，具体表现为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能力、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响应能力，以及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合法性，这些特征共同构成德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渐进性改革的推动下，双元制始终保持其核心制度逻辑，并实现了与时代变迁的持续适配。

三、 历史制度主义的三重跃升：重塑制度分析的理论边界

西伦不仅解答了制度多样性与渐进变革的核心问题，更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路径，实现了对传统制度理论的三次重要超越——从“技能形成的视角转向”，到“超越路径依赖理论”，再到“超越断续均衡模型”。这三重跃升共同构成了本书的理论核心，也推动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一） 第一次超越：技能形成——超越市场经济逻辑

对传统技能形成的研究主要遵循经济学的“市场逻辑”，将技能形成视为市场供需调节的结果，却忽视了“企业与受训者之间的可信承诺困境”：企业担心培训后员工流失，受训者担心技能投资无法回报。西伦指出，这一矛盾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解决，必须依赖制度安排的介入。这一观点标志着技能形成研究从“市场逻辑”转向“制度逻辑”，强调技能形成本质上是制度设计与权力博弈的结果，为后续的理论超越奠定了基础。

为解决可信承诺问题，西伦提出两种核心的制度安排：第一种是建立“高度可转移性技能供给体系”（如德国双元制的统一资格认证），通过提升技能的可识别性与可流通性，降低企业筛选成本并减少劳动者的职业风险。第二种是构建“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如日本终身雇佣制），以长期雇佣制、内部晋升制为核心，为工人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将企业与工人的利益绑定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两种制度安排的共同特征是通过非市场因素（制度、法律、组织）的介入，解决市场机制无法破解的可信承诺问题，推动技能形成走向制度化、稳定化。西伦的这一理论突破，不仅丰富了技能形成研究的视角，更将制度因素置于技能形成研究的核心位置。

（二） 第二次超越：制度匹配——超越路径依赖理论

以“资本主义多样性”为切入点的传统制度研究，通常从“制度匹配”的理论路径出发，认为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匹配是制度稳定与高效的关键。这一领域存在两种经典的竞争性观点：一是美国金融投资与资产管理‌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实践者大卫·斯温森（David Swensen）在分析“瑞典模式”时提出的“强势行动者论”，强调强大的工会或雇主协会等强势行动者能够主导制度设计与运行，实现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匹配；二是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英国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等人提出的“结构决定论”，认为经济结构、历史传统等结构性因素限制了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制度匹配是结构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这两种观点在引入历史视角后，均与路径依赖理论形成关联，强调反馈效应（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相互影响，构建因果链条）与权力优势累积机制（制度的胜利者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巩固自身优势，加剧马太效应）在制度演进中的关键作用。

西伦指出，传统制度研究将制度匹配视为路径依赖的被动结果，而实际上制度匹配是行动者主动建构、互动博弈的动态过程。我们不能只关注“历史如何决定现在”，更要关注“行动者如何塑造历史”^[6]。这种“结构约束与行动者能动性的平衡”，打破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宿命论”局限，实现了第二次理论超越。

第二次理论超越同时还揭示了制度匹配的双重动因：一方面，历史结构与路径依赖为制度匹配提供了基础框架，制度变革无法脱离历史脉络；另一方面，行动者的策略博弈与利益契合为制度匹配提供了动态动力，行动者能够通过主动参与推动制度适应环境变化。这一双重动因分析框架，既避免了“结构决定论”的僵化，又避免了“行动者中心论”的主观主义，为理解制度动态匹配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三） 第三次超越：制度演化——超越断续均衡模型

传统“断续均衡模型”将制度演化划分为“稳定期”与“断裂期”，认为制度变革仅源于重大外部冲击。但西伦的研究证实，这一模型存在明显缺陷，其忽视了稳定期内的渐进变革，无法解释部分制度在没有重大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实现适应性调整的现象。

基于这一发现，西伦提出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制度演化的新机制，实现了对断续均衡模型的第三次超越。她认为，制度演化并非“稳定=不变，变革=断裂”的二元对立，而是稳定与变革的辩证统一——稳定期内的渐进变革同样能够推动制度实现质的转型，这种渐进变革主要通过“层叠机制”与“转换机制”实现。

第三次超越重构了制度演化的动力机制，揭示了“稳定中变革、变革中稳定”的真实逻辑，表明制度演化是一个“渐进积累、质的飞跃”的过程，重大外部冲击只是制度演化的特殊情况，并非制度变革的唯一动力。                            

图2 历史制度主义的三重跃升超越模型

Part 02 交流与研讨

在交流研讨环节，常赛西同学基于本书的核心理论，紧扣当下前沿热点与教育现实，提出以下三个关键问题。各位同学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围绕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型升级、数字化背景下的制度重构、本土化适配方略与国际经验借鉴展开深度探讨。

问题1：中国当前的技工短缺和传统学徒制转型困难，是否反映了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问题？我们如何平衡传统制度的保留与必要革新？

周冰倩指出，技工短缺陷入恶性循环的核心症结在于资源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教育资源向高等教育倾斜，催生“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氛围，传统师徒制难以适配规模化工业生产转型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语境下，企业因技工培养存在高投入、长周期及人才流失风险，形成“挖人不育人”的短视倾向，长期缺位人才培养过程。对此，她强调制度传承的应有之义在于创新突破，需重塑现代学徒制的价值内核，构建“企业—学校—学生”三位一体的贯通培养体系，同时把握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机遇，以关键节点为撬动支点，创新并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亢泓人聚焦“单位制”展开分析。她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单位制”构成封闭性技能人才的培养皿；改革开放以后，中小型企业的技能培训功能逐步削弱甚至瓦解，形成技能培养制度上的“断层”，且缺乏有效替代机制，最终引发技工短缺困境。对此，她认为提高技术工人稳定性的关键在于生活保障配套服务体系的提质升级，并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张御龙认为“就业难”与“用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技能人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长期以学校教育为主，企业参与、在岗培训与学历/资格认证衔接不够，导致学徒制难以成为主流形成技能的通路。技能人才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相关主体未能形成紧密联系，致使人才培养的供给方（职业院校）的课程、教材、教法无法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技能结构的需求与技能人才供给之间的脱节导致毕业生难以实现高质量就业。他提出需以“破立结合”的思路纾困，一方面界定企业的主体性责任，打破长期封闭格局，另一方面借鉴德国经验，构建政企学行工会多元协商治理体系，推动技能形成从行政驱动转向社会共治。

问题2：在数字化转型中，技能培训的线上化和标准化是否会削弱其社会凝聚功能？如何避免技术工具侵蚀技能传承中的社会资本？

段小芳认为，技能培训的线上化与标准化会对其社会凝聚功能产生削弱作用。技能培训应采用层叠与转化的方式，实现线上学习便利性与线下实践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可通过线上课程高效学习基础理论和标准化操作，而关键技能的训练、团队协作和问题解决等社会资本的积累，则必须在线下真实或高度仿真的工作环境中进行。

罗琰文指出，数字化并非削弱技能培训社会凝聚的必然因素，应以制度互补为导向，数字化可成为强化社会资本、重建职业共同体的力量。她援引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济嵌入社会”理论，认为数字化应叠加强化而非替代拆解现有社会关系。因此，一方面，数字平台应优先服务工会、企业联盟和职教集团等集体主体，使线上学习与线下培训形成互补关系；另一方面，将数字平台本身建构为重建社会资本的空间，使优秀技工与师傅的声誉在数字空间被显性化。除此之外，应该在平台治理中纳入工会、职工代表与公共部门，使数字化真正成为再嵌入社会关系的制度载体，而非单向度的成本与效率工具。

杨凤借助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人际空间理论，深入剖析了当前线上标准化培训存在的情感联结缺失、感官鸿沟等短板。为破解这一局面，她提出可借助VR技术还原实操场景，通过搭配小型线上社群、设计高频互动仪式、明确线上线下边界感三个层面来弥补不足，实现技能传递与情感凝聚的协同。同时她提倡依据中国特色学徒制，在徒弟自由探索与师傅适度引导间构建动态平衡。

樊蒙蒙指出，技能标准化的风险核心在于转型是否侵蚀社会资本，其对效率与规模的追求易导致地方性、隐性知识流失，削弱技能传承根基。对此，职业教育应坚守技能的文化属性，推行“泛技能”模式；针对线上化引发的去社会化与认同弱化，需借鉴西伦对德国技能体系（兼具生产与阶层认同建构功能）的分析，以人机协同构建混合式学习模式，在标准化框架内预留地方创新空间，实现数字化服务于人，规避异化倾向。

问题3：中国借鉴德国双元制时，需避免哪些制度模仿的陷阱？如何结合本土历史条件实现制度创新？

周燕鑫提出我们要避免陷入三种陷阱。一是“形似而神不似”的陷阱，“双元制”的精髓在于其背后的制度保障和文化土壤，德国具备强大的行业协会与深入骨髓的企业文化，这是中国借鉴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核心；二是“一刀切”的陷阱，应当采取分区分行业试点进行本土化培养，着力培育极具中国特色的“中间力量”，赋予企业实质性权力。三是忽视社会观念的陷阱，德国职业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而中国存在“学而优则仕”的国情差异。为此，可通过宣传工匠精神，举办技能大赛等方式，营造“崇尚一技之长”的社会氛围。

杨雨倩基于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的文化堕距理论指出，制度快速移植会与本土文化、社会结构的调适滞后形成张力，从而陷入四类陷阱，即制度形式模仿陷阱、认同滞后陷阱、治理真空陷阱、功能结构错位陷阱。针对当前困局，她指明三条可实现的路径：一是尝试构建本土技能治理共同体，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组建政企校协多主体技能联盟，实现多元共治；二是采取渐进式试点扩散模式，推动制度内化；三是引导企业从短期用工思维转向人力资本投资逻辑，从而实现移植制度与本土环境的深度适配。

贺方成并不认可我国职业教育陷入制度模仿陷阱的看法，他认为职业院校虽在实习实训环节上存在操作性偏差，但不能据此否定职业教育的实践价值。通过对比德国“双元制”与我国“工学一体化”制度可知，二者差异根源在于社会治理结构分歧——德国“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催生“自下而上”的协同治理模式，而我国“大政府小社会”背景下形成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工学一体化路径。同时，他提出我国有关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政策文件虽密集颁布，但存在短期化、执行效度不足与落地不深的问题。此外，他还指出，传统师徒制与当代发展需求的适配性较差，技工学校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必然选择，但由于核心人力资本匮乏，职业教育质量由此陷入代际性困境。

王宁以职普融通教材为切入视角，从技能培训标准固化陷阱、企业单一主导编写陷阱，课程知识碎片化的融合陷阱，工会监管角色的管理陷阱四个维度展开分析，认为简单嫁接德国模式会造成学生学非所用、通识与技能知识割裂、复合型人才缺位和中国工会话语权受限等局面。她提出职普融通教材的制度创新可从三方面推进：一是教材体系采用分层设计，由国家制定通识知识与核心技能统一框架，地方依据区域产业特色化；二是编写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模式，以行业协会为牵头主体，企业提供实训内容参数支撑；三是文化价值层面强化赋能，将中国工匠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内核，为职普融通注入文化灵魂。

Part 03 总结与展望

凯瑟琳·西伦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一次深度重构。其核心贡献在于将制度分析从“关键节点”决定“路径依赖”的静态框架转变为一个将制度视为在行动者持续政治博弈中内生演化的动态过程。本书通过对四国技能体系的横向比较，揭示制度多样性源于不同的政治联盟格局;而对德国“双元制”长达一个世纪的纵向追踪，则完美例证了制度如何在稳定表象下经历着深刻的内生性演变。

在当代世界面临全球化重构、技术变革与社会契约侵蚀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该书的现实意义尤为深刻：它以技能形成为切入点，为理解不同资本主义模式面对外部冲击时何以展现出不同的韧性与适应性路径提供了关键解释，更以其过程性的视角指引我们审视制度内部的权力运作，反思利益分配、路径依赖与渐进变革之间的深层关联。

总体而言，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结构惯性中洞察内生性变革、在宏大叙事中看见政治能动性的珍贵视野，是从事制度分析、社会学研究与政策评估不可或缺的路径指南。

参考文献

[1] [美]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M].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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