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流
学术讲座
学术沙龙

【名著推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作者:
时间:2026-10-27
点击数:

2026年10月16日早9:30,“近朱者赤”学术团队系列学术活动——朱门硕博研究生第179期“三个一”读书交流活动在田家炳322教室顺利举行。2026级全体博士研究生(含林克松老师和徐小容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含林克松老师、徐小容老师、杨磊老师和熊晴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共同参与了此次学术活动。

本次读书交流活动由2026级博士研究生李雪主持,2026级博士研究生许雨畅主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活动由讲解与分享、交流与研讨、总结与展望三个环节构成。

25177


Part 01 讲解与分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最亲密的思想战友,列宁曾称他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并曾以“拉第二把小提琴”谦称自己在两人合作中的作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遗稿时发现,马克思曾对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撰写了详细的内容摘要和大量批注,还计划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结论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未及完成这一工作便已离世。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永恒”说与工人运动内部拉萨尔派超阶级的“自由国家”论、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等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论,使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成为亟待澄清的重要理论问题。在此背景下,为接续马克思未竟的研究,并回应当时工人运动中的理论问题,恩格斯于晚年完成了这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著作,为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历史性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及相关历史材料为基础,围绕“人类如何由氏族组织为重要特征的社会形态,逐步发展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这一核心命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系统考察了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氏族制度的形成与解体、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及国家起源的三种典型形式。此著作不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原始社会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和拓展,而且为理解文明社会的阶级结构、国家本质及妇女解放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本期主讲人许雨畅从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两个维度出发,梳理了婚姻家庭形态、氏族制度、社会分工、私有制与阶级之间的历史联系与相互作用,阐述了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以及国家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趋势。


一、两种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

恩格斯在书中明确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这段著名论述表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并影响着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首先,“两种生产”共同构成“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完整内容。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无法生存;没有人自身的生产,人类无法延续。二者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一不可。其次,“两种生产”在生产的内容与方式、社会关系形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在生产的内容与方式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其社会关系与劳动分工、生产资料占有等密切相关;人自身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口繁衍与世代更替的过程,其社会关系为亲属关系或家庭关系,通过婚姻家庭形式、人口数量与质量、血缘亲属关系等影响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关系结构。最后,“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早期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能力相对有限,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形成的亲属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不断发展,社会组织逐步突破单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原则,并在阶级矛盾发展中形成国家。


二、家庭与氏族:婚姻家庭形式、氏族制度以及妇女地位的变化

恩格斯通过分析婚姻家庭形式、氏族制度与私有制的历史演变,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组织形式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刻影响。人类社会早期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重要纽带的氏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原有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逐渐发生改变,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对社会组织和运行的影响日益突出,最终推动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国家的产生。在此过程中,父系继承关系逐步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恩格斯基于此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探讨了妇女解放的现实条件。

(一)从群婚到个体婚:婚姻家庭形式的历史演变

恩格斯采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两个时代又各划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考察了不同历史阶段婚姻家庭形式的变化,依据当时掌握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资料,考察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等形式,分析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历史变化。在这一分析中,婚姻家庭形式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两性关系范围的逐步调整,从排除直系血亲开始,到排除旁系兄弟姊妹,再到一对一对配偶的暂时结合,最终发展为“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专偶制家庭。可见,婚姻家庭形式并非固定不变,其演变的内在动力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受到人类繁衍、亲属关系调整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财产占有关系变化等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不仅是“性禁忌范围的扩大”,也是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恩格斯看来,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构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形式,虽然以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与以利益关系和地区团体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有着很大不同,但两性关系和家庭这一对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婚姻制度所规定的配偶范围不断缩小。普那路亚家庭形式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实行族外婚,世系主要通过母系确认,子女的氏族归属以母系为依据。而由于私人财富的积累以及将财产传给具有确定父系血统的后代的需要,专偶制家庭形式出现。由此,婚姻关系中男女地位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平等,妇女受到更为严格的贞操与婚姻忠诚要求。

(二)从母权到父权:氏族制度的形成与财产关系变化

按照恩格斯在书中的历史考察,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并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达到全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将亲属关系与共同生活、公共事务联系起来,成为早期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

恩格斯以摩尔根关于易洛魁人氏族的研究为依据,详细描述了母权制氏族的基本特征:内部禁止通婚、选举和罢免酋长、共同的宗教节日、血族复仇、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和相互保护义务。此处的“母权制”主要涉及按母系确认世系及相应的继承关系,并不直接等同于女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在恩格斯所考察的早期共同家庭经济中,男女分别承担不同的劳动,并占有各自使用的工具;房屋、园圃等共同制作和使用的物品则属于共同财产。妇女在共同家庭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其相应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畜群、奴隶等财富逐渐转归各个家庭所有并不断积累,男性在财产占有中的地位也日益增强。但按母系确定世系和氏族归属的继承规则,使男性的子女不能直接继承父亲的财产。此时财产占有关系与继承制度之间出现矛盾,这一矛盾进一步推动了世系关系与继承规则的调整。“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三)从公共性到私人化:氏族制度的解体与妇女地位的变化

父权制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氏族制度的立刻瓦解。但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奴隶制的出现,氏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血缘基础日益受到冲击。恩格斯这样描述氏族制度在新的社会因素面前的解体过程:“面对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共同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勉强能够安排。”这表明,氏族制度的解体并非单纯由于血缘关系的弱化,而是社会分工、财产关系、人口流动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氏族制度的历史变迁相联系,恩格斯进一步提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专偶制中男性的优势地位逐渐强化,妇女则受到更为严格的婚姻规范与家庭权力关系约束,“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将婚姻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同阶级压迫联系起来,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同时,恩格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指出,私有财产是妇女被压迫的重要经济根源,“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随着财产关系和家庭组织形式的变化,原有的性别分工被纳入男性占支配地位的家庭权力结构,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也日益转化为个体家庭内部的私人事务,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受到制约。对此,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妇女解放不仅涉及婚姻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也有赖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条件改善,以及家庭劳动负担的减轻。妇女地位的历史变化也进一步说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并非独立的社会过程,家务劳动在维持日常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其社会价值不能因其发生于家庭内部于是被忽视。


三、生产与分工:私有制、阶级分化与文明时代的形成

恩格斯以社会分工为线索,考察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增加、商品交换扩大与私人财富积累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分析私有制的发展、阶级分化的加剧以及氏族制度逐渐解体的经济社会条件,揭示了文明时代形成的历史进步及其内在矛盾。

(一)三次社会大分工

恩格斯通过考察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引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化,揭示了氏族制度逐步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关系发展的重要经济社会条件。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社会财富逐渐增加,产品交换日益频繁,也为劳动力剥削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手工业和农业分离。随着生产工具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手工业发展,“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这阶段,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海外贸易,在公社中共同耕种的土地制度向完全的私有财产过渡,在自由民内部,由于财富的多寡而分为富人和穷人。于是,随着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氏族制度“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文明时代形成的过程中,商人阶级从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随着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个阶级“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成为在生产者双方之间进行剥削的中间人。随之而来,金属货币即铸币出现,“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货币借贷、利息和高利贷相继产生;同时,完全的、自由的土地私有权被确立,“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于是,随着贸易扩大和货币关系的发展,“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新的财富贵族排挤了旧的部落显贵,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面对杂居状态、新利益集团兴起以及氏族内部贫富对立的加剧,“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二)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历史机制

恩格斯以摩尔根发现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易洛魁人氏族为依据,结合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的大量历史资料,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中解析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及其过程。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深化、剩余产品增加、商品交换扩大以及财产占有关系变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生产逐渐超出维持直接生存的需要,剩余产品的积累为私人财富增长创造了物质条件;不同生产部门和社会群体之间交换活动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积累与财产占有关系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私人财产不断积累,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日益扩大,并在逐步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可见,私有制和阶级并非人类社会固有形态,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存在与发展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

(三)文明时代的形成及其内在矛盾

恩格斯从生产发展与社会关系变化的联系中,考察了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氏族制度虽然体现了原始的平等和民主,但是它的存在与有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交往范围等密切相关,其狭隘的血缘关系和组织形式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财产关系、阶级关系和公共事务管理需要,社会组织方式面临深刻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新的财产关系、阶级关系与原有氏族组织之间的冲突日益加深,推动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使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然而,文明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的消除。随着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但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日益呈现阶级差异,生产力的发展并未使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文明成果。恩格斯指出:“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这一论述揭示了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所包含的矛盾:生产与财富的增长,并不自动转化为被剥削者生活状况的改善。当剥削关系被解释为对被剥削者的恩惠时,这种现实矛盾又被道德化的辩护所掩盖。

四、制度变迁:国家的历史起源、阶级本质与发展趋势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化,社会内部逐步形成阶级的分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也日益难以容纳新的社会关系,逐渐被以地域划分和特殊公共权力为特征的国家所取代。国家并非超越社会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历史产物。

(一)国家的起源路径:雅典型、罗马型、德意志型

恩格斯从社会生产发展、阶级分化与氏族制度解体之间的历史联系出发,揭示了国家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由此可见,国家不是某种抽象的或形而上的理念的产物,而是在社会内部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治理对象、治理方式以及治理内容等方面与氏族制度不同。

为说明国家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具体形式,恩格斯分析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个有代表性的历史案例。雅典国家主要从氏族社会内部经济关系的发展与阶级对立中产生,是恩格斯所分析的较为典型的国家起源形式。罗马国家的形成与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原有氏族组织及其政治特权难以容纳不断扩大的非氏族成员群体,平民斗争的胜利推动了旧氏族制度的瓦解与国家的建立。德意志国家形成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的过程中,为统治新征服的广大领土,原有氏族机关逐渐转变为国家机关;此后,社会关系进一步向封建关系发展,而部分氏族制度则以马尔克公社等形式延续下来。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二)国家的本质规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在恩格斯看来,国家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也不是某种伦理观念和抽象理性的现实反映,而是生产力发展、财产关系变化与阶级矛盾深化的产物,是为了控制阶级冲突而建立的公共权力机关。对此,恩格斯给出了关于国家本质的经典定义:“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产生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其所维系的社会秩序并非超越阶级利益的中立秩序,而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统治秩序。国家虽然承担着维持社会秩序和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但在阶级社会中,其特殊公共权力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属性。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国家与氏族组织的根本区别:第一,国家按地区划分国民,而氏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地区划分原则的确立,使国家能够将不同氏族的成员纳入统一政治管辖范围。第二,国家设立了与居民自组织相分离的特殊公共权力。与氏族组织居民自动组织武装力量不同,国家形成了专门的武装力量以及监狱等强制设施,并通过相应的财政和行政制度维持其运行。

(三)国家的发展趋势:阶级统治的终结与国家的消亡

在文明时代的社会矛盾中,国家发挥什么作用?恩格斯通过对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及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的分析,揭示了国家权力与阶级统治之间的联系。古代奴隶制国家维护奴隶主的统治,封建国家维护封建贵族的统治,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则维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

国家既然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存在也就并非永恒不变。关于国家将走向何方的问题,恩格斯的回答是: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消亡,“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国家的存在与阶级社会密切相关,当阶级对立及其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逐步消失时,国家作为特殊阶级统治机关也将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国家的消亡并非通过主观意愿立即废除一切社会管理机构,而是随着阶级统治职能失去其存在的现实基础而自行完成的历史过程。进一步从“两种生产”的关系来看,随着社会生产条件和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人自身生产的社会形式(家庭、亲属关系)也将在新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形态。由此,国家的消亡并非单纯的政治制度变迁,而是与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及人的解放相联系的历史发展过程。


Part 02 交流与研讨


在交流与讨论环节中,许雨畅同学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相关理论观点,联系现代教育实践中的典型现象,围绕教育选拔与社会流动、教育规训与个体发展、教育形态的未来变革三个方面提出讨论问题。与会同学结合自身认识,从不同视角分析问题、阐述观点,形成了多维思想碰撞。

问题1:每年高考季,社会对于高考的关注度无以复加,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学毕业季似乎是寂静无声的,这种高考中心、高考崇拜式的社会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许雨畅提出,从评价机制本身来看,这一现象可由卡梅伦的“可测性”逻辑解释。高考之所以成为社会注意力中心,首先因为它是高利害、标准化、可比较的制度装置:分数把复杂能力压缩为可见、可排序、可分配的指标,并与录取、声望和阶层流动直接挂钩。评价涵盖什么,学校、家庭与舆论的激励就围绕什么,于是形成“可测即重要”的共识。高考中心并非因为高考代表全部教育价值,而是可测性制造了中心;大学毕业出口多元而不可通约,便显得寂静。这是评价技术、激励结构与社会公平想象共同再生产的结果。

李雪认为根本上源于教育选拔与社会资源配置之间的紧密联系。高考作为国家主导的制度化选拔机制,通过分数与优质教育机会的连接,影响个体的职业、收入与社会地位。在阶层流动压力与家庭地位延续焦虑下,高考被赋予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升或避免阶层下滑的意义,成为家庭争夺稀缺资源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毕业意味着教育选拔转向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焦虑也由公共关注转化为个体和家庭承担的压力。这反映出教育不仅是人才选拔机制,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与阶层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胡倩补充,高考作为社会流动主渠道的地位,源于普通家庭对突破阶层再生产的普遍期待——在相当长时期内,它被证明是最具可及性的向上流动路径;而大学毕业季的寂静则源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供需错位,折射出弱势群体在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积累不足、信息获取不对称、惯习与劳动力市场要求错位等深层问题。

朱子薇聚焦家庭投资与社会流动的心理机制,指出毕业生就业情况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其结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较难像高考成绩一样形成集中、明确的评价。当社会将教育成功更多地理解为升学机会的获得时,高考便承载了家庭实现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的双重期待。一场考试由此被赋予个人价值确认、家庭前途改善与社会地位变动等多重意义,强化了围绕高考形成的社会关注。

曹荣林从文化心理层面出发,认为围绕高考的社会认知,与家庭争取优质教育机会和未来发展资源的期待密切相关。当学历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联系,而社交媒体又集中呈现通过升学改变处境的成功故事时,人们容易低估其他影响因素,进一步强化“文凭至上”的认知,并使其在代际之间延续。

曾娜补充,大学毕业季的寂静大多表现在毕业生内在心境上被选择的状态,大学毕业的出路不再像高考一样可被排名、成绩所量化。家庭将教育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是一种私有制逻辑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延伸。它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在公平地竞争,但它又让这种竞争在无声地消失于就业市场。

问题2:豫章书院、戒网瘾学校等暴力矫正机构与推行严苛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受众多家长青睐,这种社会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孙维指出,在生活节奏急剧加快的现代社会,家长缺乏精力与时间教育孩子,导致其更青睐将孩子送到严苛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中以获取心理安慰。

罗梓予由权力边界与主体性的丧失展开说明,豫章书院、戒网瘾学校等暴力矫正机构对外宣称实行对青少年的行为矫正,实则在进行对青少年意志上的强制,满足家长对确定性的狂热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家长监护是一种保护性的职责,并不代表家长拥有对孩子的所有权,家长无权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

郇宇则划清了一条概念界限:军事化管理与豫章书院、戒网瘾学校这类暴力的矫正机构具有本质区别,后者已经完全超出教育训诫的范围,将学生的身体和意志视为可被控制、被塑造的“物”,而不是自由发展的主体。而豫章书院等机构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正是因为它们利用了家长对教育的焦虑心理。

胡洪从供给侧进行分析,对于真正需要寻求帮助的“问题青少年”,正规学校往往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社会也没有相应的专业辅导机构来承接。正是在这个真空中,家长又有树立自己绝对权威形象的迫切渴望,暴力矫正机构就此乘虚而入。

问题3:面向未来,目前的教育形态可能会发生、应该要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改变?

文馨乐认为,面向未来教育形态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打破“唯学历”的评价体系,以能力为导向,为个体的职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AI重构岗位需求,凸显出职业教育的类型价值,终身学习已从个体的自主选择转变为应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要求。

陈芳琼从技术与组织形态的角度提出,数智技术的发展可能推动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更加紧密地协作。学校在承担系统教育职责的同时,也需要加强个性化学习支持与价值引导;家庭和社会则为学习提供更丰富的情境与资源。

席小灵指出,探讨未来教育形态,首先需要区分教育的历史性功能与本体性功能。前述讨论中所涉及的阶层再生产与社会流动,均是教育在特定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下展现的历史性功能,并非以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教育本体形态。当阶级差异消除、国家趋于消亡,教育将以何种形态存在与发展,构成了教育哲学层面值得深入追问的根本命题。


Part 03 总结与展望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穿越百年时空依旧熠熠生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恩格斯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分析视角,系统考察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演变,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该著作将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置于相互联系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早期人类社会的解释范围。阅读这部著作,既要理解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制度历史性的理论贡献,也应注意其所依据的19世纪知识条件。而对于具体的历史分期、家庭演进序列及相关史实,应结合后续研究加以考察,在持续的材料检验和理论讨论中深化理解。

从这部著作考察社会生产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思考教育与社会生活延续之间的联系。教育通过劳动经验、生产技能与社会规范的传递,参与个体成长和社会关系的延续。这是基于经典所作的教育学延伸,也提示我们把教育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并追问其超越既定形态的可能性。教育的理想形态在于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与书中所指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逻辑相通:教育应使资源配置与选拔机制服务于人的成长,防止单一的竞争和筛选尺度遮蔽教育的育人价值。正如恩格斯在全书结尾援引摩尔根的预言:未来社会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之于教育,这种“更高级形式的复活”需要我们在历史纵深中理解教育,在结构关联中把握教育,在批判向度中创新教育。这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把现实的教育形态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能把理想的教育形态当作可以脱离现实条件凭空实现的许诺。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朱炳元,张雪薇.“两种生产”理论及其时代价值——基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2): 30-41.

[4] 孙民,赵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唯物史观的深刻阐释[J].理论视野,2023(10): 11-16.

[5] 周勇平.“两种”生产理论探析——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MEGA2版)的研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10):73-80+108.

[6] 韩昌跃,张淇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思想及其当代审视[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3(6):12-18.

[7] 吴新宇.论人类文明的唯物史观叙事——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中心文本的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25(4):45-51.

[8] 马蒙,白平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创新——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1):31-36.

[9] 李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女性地位变迁的探究[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2):179-185.

[10] 李进超.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女性主义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9(9):90-94.

[11] 罗月婵.“两种生产”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求索,2012(7):182-183.

[12] 王晓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家庭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殷都学刊,2021,42(4):21-24.

[13] 喻中.国家与法的方法论——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重新理解[J].政法论丛,2018(4):3-14.

[14] 辛向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理论及其思想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7):36-42.

[15] 李洋.“美妙制度”的“异化”与“复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治理观[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27-39.

[16] 梅荣政,阳黔花.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丰碑(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13-17.

[17] 吕世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历史性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7):88-103.

[18] 李艳艳.恩格斯文明时代起点观的发展辨析与当代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42(5):55-60.

[19] 张新.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杰出贡献[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16.